74年毛主席去湖南视察工作时，向省委同志询问：刘春泉到哪里去了

1974年10月下旬，长沙的桂花香还未散尽。毛主席刚结束对湘潭水利工程的考察，夜色里踏进省委招待所，一落座便随口问：“刘春泉到哪里去了？”陪同的同志愣了几秒，连忙记下这句嘱托。就是这句寻常问话，再次改变了刘春泉的命运，也让一段跨越二十年的“君子之交”浮出水面。

时间拨回到1931年春。那年湘江边风沙大得很，四岁的刘春泉抱着一把破旧小折扇，在露天戏台上跑了整整三圈。鼓点一收，她一声“唉——呀”，台下竟响起了真真切切的掌声。穷苦出身的孩子能换来热乎饭，靠的便是这份胆大与灵气。父亲心里明白：戏台虽低微，却是刘家唯一的出路。于是棍子、纱灯、折子戏，成了她童年全部的课本。

抗日战争爆发后，长沙多次遭轰炸。刘春泉跟着戏班躲到益阳、沅江一带，睡的是稻草，唱的是悲腔。一次夜里，日机盘旋，她在草垛里压低嗓子练刀马旦的吊嗓，母亲吓得直抖，她却小声说：“再不练，声音就废了。”正是那副拼劲，让她积攒下厚实的唱腔根基。

1947年冬，田汉来长沙选角。看过《杨门女将》后，只留下一句点评：“扮相好，嗓子高，可惜用力太猛，要留余地。”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刘春泉从此改练吐纳，韵味渐稳。也正因为这次偶遇，她的名字被写进田汉的长文，随后飞到了北京。

1956年春天，怀仁堂灯火通明。刘春泉首次为中央首长献演《六郎斩子》，戏到“杨延昭请缨”一折，她整须抖袖，嗓音转圆，高腔直冲屋脊。幕落瞬间，毛主席侧身问李维汉：“这娃娃是谁？”得知是湘潭同乡，主席只是点头，却把姓名默记心中。

接下来的几年，只要毛主席南下，身边工作人员总得在长沙排上几出“胡子戏”。《卢俊义上梁山》《玉麒麟》《生死牌》轮番上阵，刘春泉忙得脚不沾地，却从未掉过一记眼神、一声尾音。对她来说，台下坐的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每一次锣鼓都敲得铿锵有劲。

1966年，风向突变，刘春泉的舞台生涯戛然而止。她被调去仓库清点道具，整整九年没穿过靴子、没抹过粉。有人劝她改行，她摇头：“嗓子在，心也在，不急。”一句话听来倔强，却是湘剧人的底气。

于是故事回到1974年。毛主席那句“刘春泉到哪里去了？”传到省湘剧院，电铃连响数次。彼时她正穿着旧棉袄给学员示范亮嗓，听完通知，只说了三个字：“马上练！”四十八岁的嗓子不如当年，她却硬是把每天吊嗓时间从一小时加到三小时，连续七天不落。

同年11月中旬，长沙红色剧场灯光一亮，《生死牌》首场复出。刘春泉一袭大靠，亮相时剑眉上挑，目光冷而亮，台下竟静得能听见呼吸声。唱到“人世凭谁定是非”那句，她收声略顿，随后高音翻上去，仿佛当年的“六岁红”从未离开。省委同志把录像送往北京。毛主席看完，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虽观旧居，如阅新篇。”

得到肯定后，刘春泉提出三件事：重排经典、改革唱腔、培养新人。同行调侃：“你这年纪，还折腾？”她笑道：“戏不折腾就废。”几年里，她把湘剧高腔与昆腔、曲子戏的行腔融在一起，首创“上口拖音”，既保住湖湘味，又能走长线换气。学生们背地里称这招为“春泉气”。

1982年，《李白戏权贵》登上全国大舞台。剧终谢幕，灯光打在刘春泉略带皱纹的脸上，她只是挥手示意，便转身去帮徒弟收道具。有人问她为何不多停留几秒，她淡淡一句：“戏完了，人就该退。”

2012年7月15日凌晨5点25分，刘春泉在长沙安静离世。消息传开，不少老票友合起折扇，低声念她当年的一句常挂在口边的话：“艺术属于观众，属于那一声‘好’。”简单，却够分量。

回想毛主席那年在省城散步时随口一句问候，看似轻描淡写，实则让一位沉寂多年的湘剧名家重返舞台，也让湘剧本身迎来又一程生机。岁月未必仁慈，却总对执着者多几分眷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