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红彦在苏联和一中国人批评立三路线，李立三：当着我面骂我

1934年12月的莫斯科，夜色像冻住的伏特加一样冰冷。阎红彦裹着单薄的棉衣，在克里姆林宫外的街口来回踱步，心里惦记的却并不是俄国的冬天，而是一张写满密电码的薄纸。他即将走进共产国际的会议室汇报西北局势，一旦呈交材料，他肩上的任务就算完成一半。另一半，是把中断的电讯重新连回延安。

阎红彦不是第一次为“左”倾冒进掉眼泪。1930年夏，他在陕甘一线，看着几百名红军兄弟倒在毫无准备的强攻里，才知道文件里的一个“速决”二字，会让多少条命瞬间归零。立三路线的冒险口号——“全国总暴动”——在西北变成了满山的无名坟。他把这笔账记在心里，也打算带到莫斯科去“讨个说法”。

说起出身，阎红彦没多少传奇：1909年生在瓦窑堡，少年扛锄头种过地，16岁入党。可他在战场上长大：夜袭榆林桥、突围子长县、化装侦察甘泉城……枪口抬高一寸是人情，他偏不抬。久而久之，部队里都知道那个黑瘦小伙子“认死理”，硬得像石碾子。

去苏联的路险得像小说。7月的巴丹吉林戈壁白日热、夜里冻，水囊早见底，他把棉袄撕开嚼棉花充饥，咽不下就用雪水压。第三天，一位采药的哈萨克老人把他背下坡，给了半壶酥油茶，这才保住一条命。到中苏边境，他混在玉米地里佯装农夫，见日军巡逻走远就狂奔。马蹄声在身后越来越近，他咬破嘴唇憋住气，终于冲过国境线。苏军也紧张，二话不说把他扣了。直到哨所收到莫斯科电报：“自己人”。

进入会议室那天，他照例先写要点：西北红军现状、国民党军事压力、党内冒险主义危害，还有建议。翻译让他坐定，说稍后有人和他谈谈。没多久，一个瘦高、戴金丝眼镜的中国人推门进来，面色冷峻，只点了下头，连名字也没报。

“同志，能说说你对当前中国革命的看法吗？”对方开口缓慢。

阎红彦被请来谈，就像拧开的水龙头，立三路线的过火、盲目“城市中心论”、对土地革命的忽视，一桩桩抖出来。他说到激动处，干脆站起身，手掌在桌面上拍得震响。

“你一直批评立三路线，见过李立三本人？”那人推了推眼镜。

“没见过，但他那套办法害惨了西北。”阎红彦直视对方。

瘦高男人沉默了两秒，忽然低声说：“李立三就在你面前，你当着我面骂我。”

空气仿佛凝住。阎红彦先是怔住，随后脱口而出：“好，你既然就是李立三，那我就说个明白。1930年那几个月，赤卫队还没训练完就拚命攻城，结果呢？成建制打光！”

对面的李立三没有辩解，只叹了一声，缓缓回答：“错误已造成，同志们的血债记在我账上。我向西北的战士道歉。”

这番话不长，却像硬块撞进胸口。阎红彦眼眶发热，夺门而出，到走廊深处才用袖子擦了把脸。情绪过去，他折返回来，仍把书面材料递到李立三手里：“愿意改错，就从这里改。”

会议结束后，共产国际决定减少对中共的指令式干预，并让阎红彦带新电码回国。为了记住二百多组英文密钥，他在宿舍门背后写满字母，一遍遍默背到凌晨。4月初，他踏上归程。乔装生意人，骆驼驮着俄国毛毯和灯心绒，沿迪化—哈密—玉门一路晃。白天露底货赚路费，夜里趁集市散去在驿站抄写电文。过星星峡时，马匪逼停商队，他亮出“官盐执照”，硬是混过去。八个月后，他抵达延安枣园。

毛主席听完密电码汇报，说：“小阎，你这一趟可不容易。”阎红彦笑，露出一排碎了半颗的门牙：“掉牙事小，电码带回来了。”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当晚复通，莫斯科第一封加密电报“XQ-1”即刻飞抵延安电台，西北高地里一群报务员欢呼雀跃。

1935年末，阎红彦接任陕甘宁红二十八军军长，随后参加劳山、直罗镇、瓦窑堡数次恶仗。每逢战前动员，他总提一句：“别忘了立三路线教训，先把算盘打明白再开枪。”战士们听得懂，一句“队长说得对”在寒风里震天响。

多年后，李立三重归中央，主持劳动部工作。一次接到西安方面的简报，看到“某部现任政委阎红彦”六个字，他提笔批示：“此人刚直，信得过，可用。”秘书疑惑，他一笑：“骂我吗？骂得对。”

1958年，阎红彦转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到了昆明，他仍穿旧军装、骑破自行车，被路人认不出。有人向他报喜：组织上给了高级干部公寓钥匙，他摆手道：“我睡行军床习惯了。”几天后，那套公寓变成了驻昆办事处的临时宿舍，钥匙递回组织。

阎红彦与李立三那场“当面骂”，至今仍在档案里留有记录，首页只有一句批注：“此乃同志式批评，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