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回想起与毛主席交谈，得出中国精神：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一九九九年深秋的普林斯顿校园，金黄的银杏叶被风卷起，轻轻落在杨振宁办公桌前的手稿上。望着窗外，他忽然想起二十六年前那个闷热的北京傍晚——一段对话，几句玩笑，竟在自己心里扎下根，从此改写了对“时间”和“中国”的理解。

与毛泽东相见之前，杨振宁已经戴上诺贝尔奖的光环。可他心里清楚，物理学家再耀眼，也难觅改变国家格局的机会。七十年代初，美国学界对中国仍充满猜测，华裔学者赴大陆的案例屈指可数。当国务院在一九七一年放宽旅行限制，杨振宁把这当成“一扇刚露缝的门”，三次申请签证，才定下回乡行程。同行的父亲杨武之在信里叮嘱：“别只看显微镜里的电子，也得看看脚下这块土地的新秩序。”正是这句话，让他下定决心。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七日傍晚，杨振宁抵达中南海。空气里还带着暑气，却因游泳馆外的绿荫而略显凉爽。周培源一路沉默，只在门前低声提醒：“放松，主席爱聊古书，别全说方程。”杨振宁点头，却仍能感觉到心跳——这不是面对诺贝尔委员会时的那种礼节性激动，而是一种对未知谈话的期待。

进入书房的瞬间，他看见毛泽东正倚在沙发上翻书，灯光把影子拉得很长。毛泽东抬头，声音洪亮：“年轻人，你们拆散了宇称，还想拆散什么？”一句半玩笑的话，让紧张气氛立刻化开。杨振宁连忙回答：“还想继续拆分，直到碰到不可分的那道墙。”毛泽东摆手：“墙？世界上哪有什么最后一堵墙，物质是没有止境的。”这段对话后来被杨振宁记在笔记本上，用英文标注：Infinity of matter——Chairman’s insistence。

书房里堆满典籍，厚薄不一的线装本与外文期刊混放，显得随意，却让人察觉主人博杂的兴趣。毛泽东接过杨振宁递上的最新版《物理评论》，随手翻了几页，又把话题扯回哲学：“公孙龙说白马非马，你们现代物理可有相似悖论？”杨振宁被问愣了，片刻后答道：“量子纠缠勉强算一例，粒子分明隔绝，却又非隔绝。”毛泽东笑道：“看来悖论无国界，不同的只是解释工具。”

谈话真正触及“只争朝夕”是在半小时后。毛泽东突然问：“如果研究到极限，一万年以后你们科学家干什么？”杨振宁被这跨度吓了一跳，下意识回：“一万年……太远了。”毛泽东摇头：“太远就等于没有，事情得挤进眼前的晨昏。”他用手指轻敲扶手，“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句诗早在一九六三年就写下，但真正击中杨振宁的，却是此刻的语气——不似呼号，更像是提醒。

周恩来在一旁微笑，补了一句：“朝夕需争，但也要有人记得那一万年。”两位领导人一唱一和，杨振宁暗自品味：宏大的未来与紧迫的当下，本可并存。科学研究讲究长线积累，可国家建设却容不得等待。此后多年，他在演讲里反复引用这句诗，却总要加上自己的注释——“长远眼光配合短期行动。”

一小时迅速流逝。毛泽东聊到美国政坛，提到专栏作家艾尔索普时做了个夸张手势：“他觉得太平洋能挡住中国，可他忘了思想没有海洋。”杨振宁会意而笑。他在《纽约时报》撰文阐述三角关系时，也用过类似观点——大洋可以隔绝贸易，却拦不住观念。当毛泽东询问美国物理界对中国的看法时，杨振宁坦率答：“怀疑多，好奇更多。”毛泽东点点头：“那就把好奇变成合作。”

离开书房前，杨振宁向毛泽东道别：“祝主席健康。”毛泽东挥手：“万寿无疆不科学，多活几年还能看点新实验就够了。”一句轻描淡写，让杨振宁咧嘴大笑，心头却生出另一个念头——科学与政治在其人身上交汇得如此自然。

返回北京饭店的路上，他站在车窗旁，看街灯一排排向后退，忽然意识到自己被赋予的角色：一架联系中美学术的桥梁，同时也是“只争朝夕”理念的亲历者。之后的五年，他先后促成北京大学与纽约州立大学的教材交流、清华大学与芝加哥大学的联合培养项目，还多次邀请美国粒子物理团队赴中国访问。有人问他原因，他简单回答：“时间紧，事情多。”

一九七八年，国家恢复高考和科研机构评审制度。那年夏天，杨振宁陪同邓稼先在中国科学院高能所开会。他递上一份手写计划书，标题是《三年内建立对撞实验室可能性》。有人觉得过于激进，他笑说：“毛主席那句‘只争朝夕’一直在耳边，咱们先走一步看。”三年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项目上马，奠定了中国高能物理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杨振宁并非只把“朝夕”理解为速度。他在多次讲座里强调：“争的是效率，不是仓促；抢的是节点，不是面子。”这种平衡，既来自科研训练，也受那次谈话影响。毛泽东举古喻今，把辩证法与实验放在同一张桌子上，让他意识到学术与国家战略并非平行线，而是可交叉的坐标。

九十年代以后，杨振宁常被问到对年轻学者的建议。他会先讲物理，再讲那句诗，最后补上一段小插曲——“毛主席谈论公孙龙时问我‘人’在哪里。我回美国后想了很久，觉得现代科学一直在寻找那匹‘白马’——共性的规律。可研究再深入，也得回到个体，回到今天。”听众很容易记住这个比喻，比生硬的道理有效得多。

二〇〇三年杨振宁返回合肥参加家乡举办的科技论坛。临近闭幕，他站在翻新的问津书院前，随口念了一句：“尘寰动荡二百代，若问那山未来事，物竞天择争朝夕。”记者追问来源，他笑着说：“自家小作，也算纪念当年的教诲。”人们这才知道，那首在海外流传的四行短诗，其灵感来自一九七三年中南海书房里的对话。

回看杨振宁此后数十年的行动轨迹——推动清华-伯克利协作、鼓励青年物理学家赴海外又回国、参与创立香港中文大学高研院——几乎每个节点都围绕着“抓紧今天”的信念。科学事业不可能用口号完成，但口号有时是催化剂；尤其当提出者用一生去验证时，它便具有穿透年代的力量。

二零一五年，北京大学举办杨振宁九十三岁生日座谈会。有人在发言中引用“只争朝夕”，台下掌声颇长。杨振宁随后举起茶杯，语气平淡却清晰：“毛主席当年是用来提醒我的，提醒科学要跟时间赛跑。若诸位愿意，也可当作提醒——别让机会在指缝里漏掉。”他放下茶杯，“至于一万年，那是后人的事。”

历史学家整理口述资料时，常把那次一九七三年的会见视为“科学家与政治家高度共振的瞬间”。不夸张，说的是事实：短短九十分钟，把哲学、科学、国际局势、诗词乃至个人命运串在了一条线上。杨振宁后来多次承认，自己真正理解“速度与远景并行”的工作方式，就在那一天。

一张合影如今仍挂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墙上：毛泽东、周恩来、杨振宁并肩而立，背景是简朴书架。照片下方没刻年号，只刻了一行字——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