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吧，多事之秋的2025年。

作者 |左希
责编 |丽俊
题图 |《无可奈何》

1

公元前430年，雅典。

战争进入第二年。

城邦仍在运转：议事持续进行，军队不断调动，公共演说此起彼伏。关于冲突与对抗的意义，人们已经拥有一整套成熟的语言。

不久之前，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的葬礼上发表演说。他谈论牺牲、荣誉与城邦的价值，解释为什么这些死亡并非徒然。那篇演说被反复转述，成为人们理解战争的方式之一。偶尔的混乱被纳入叙事之中，秩序得以维持。

随后，瘟疫出现了。

起初，人们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疾病从比雷埃夫斯港传入，很快蔓延至城内。高烧、口渴、失眠、呕吐，病人无法忍受衣物与床铺，只想浸入冷水。医生最先倒下，他们接触得最多，却并不比其他人更清楚应当如何应对。

人们开始寻找原因。有人说是敌人下毒，有人说是神明发怒，也有人沿用传统的解释。这些说法并未改变任何事情。疾病并不遵循道德或身份的界限，它同样降临在守法者与放纵者身上。

刚刚步入壮年的修昔底德亲身染病，又幸存下来。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记录了这一切，却刻意避免解释瘟疫的来源，不讨论它是否来自神罚，也没有试图为这场灾难赋予意义。

他只写发生了什么。他写症状如何依次出现，写病人在第七天或第九天死去，写幸存者往往留下终身的虚弱。他写人们不再遵守旧有习俗：葬礼被简化，尸体被匆忙处理，甚至被丢弃。法律与宗教禁忌逐渐失去约束力，人们已无法确定，遵守它们是否还有意义。

修昔底德注意到一个变化：在瘟疫最严重的时候，人们不再为未来打算。财产被迅速消耗，规则被暂时搁置。既然不知道明天是否还能活着，长期的计划、延迟的回报、道德的自我约束，都显得不再紧迫。

在修昔底德的文字中，不为雅典辩护，也从不为它哀悼；不赞美坚忍，也不谴责失序。他只是把事情一件件写下来，像在寻找一个答案：当一套解释系统失效时，社会会如何运转。

他说，希望后来的人，再遇到类似事情，能够辨认出这些状态。

历史中有一切关于未来的答案。

2

1665年，伦敦。

瘟疫再次进入城市。街道被标记，房屋被封锁，钟声频繁响起。人们统计死亡数字，也在不同说法间寻找解释：空气败坏、外来人口、上帝的惩罚。

塞缪尔·佩皮斯三十二岁，是一名并不起眼的公务员。他每天早上，照常出门上班，处理账目、会议和琐碎的行政事务。回到家后，他会把当天发生的事情一条条记进日记：谁病了，谁死了，街上比前一天冷清了多少，某项工作是否还在推进。

在他的记录中，很少出现关于意义之讨论，也没有系统的判断，丝毫不试图解释。更多时候，他只是写下自己的犹豫：要不要把妻子送到乡下；今天是否该出门；看到被封锁的房子时，心里是否感到不安。

有时，他也会写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今天吃了什么；买了一双新鞋；在朋友家喝酒，回家后心情复杂。

“人们已经厌倦了恐惧，却又无法摆脱它。”

“我感到极度沮丧，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才会结束。”

这些笔记被整理、出版，成为今天的《佩皮斯日记》。佩皮斯把日子一天天记下去。

第二年，伦敦大火。城市大片焚毁，秩序进一步被打断。佩皮斯仍然上班，仍然记录。火灾、会议、逃离、仓促的决定，被一并写进日记。写作不是指路，而是把人放回具体处境里。

在一个解释彼此冲突、立场迅速分化、一切都可能随时中断的年代里，人们要做的，不是向前，也不是向上，更非向着某个被反复许诺的未来，而是向内缩短尺度：

这一天已经过去；

事情发生过；

我还在。

3

1946年，巴黎。

战争结束一年了。法国并没有立刻进入平静期。相反，审判、清算、举报合作者正加速展开。报纸每天更新名单，街头张贴着告示，酒馆和家庭餐桌上，人们讨论着同样的话题：谁是有罪的，谁是无辜者，什么样的立场才算正确。

舆论之中，判断清晰，道德立场鲜明，对“正确答案”的渴望空前一致。

阿尔贝·加缪三十三岁。战争期间，他加入地下抵抗组织，参与秘密刊物《战斗报》的编辑与发行。它在夜里排版、凌晨分发，内容简短而直接，目的是动员、鼓舞、明确敌我。

战争结束后，《战斗报》被合法化，迅速成为巴黎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加缪在上面连载了一组题为《既非受害者，也非刽子手》的文章，这些文字没有像当时许多讨论那样点名对象，也不为清算加速，而是试图把目光拉回到个体处境与人性选择：如果我们不断用更激烈的语言回应分歧，我们真的离开那个年代了吗？

报纸上开始出现大量“分量不足”的报道：复员士兵回到城市却找不到工作；被指认的邻居在审判前独自等待；普通家庭如何在配给制度下重新安排生活。

有一篇报道写一名刚从集中营回来的男子：他在街头徘徊，认不出熟悉的地名，不知道该去哪里。

人们彼此提醒：我们的目标在于恢复人的价值，而非提出新的思考。

在语言充满敌意的年代里，这样的原则显得不合时宜：不把经验立刻整理成结论，不急于判断周期，不把不适感转译成趋势，不替现实下结论，不提供一个唯一正确的未来，不再为痛苦寻找意义。

毕竟，在某些阶段，判断会随着时间变得不可靠，解释也不再能带来确定性。

4

1997年，我常跟父亲往返于滇东一所山区小学。

他在那里支教，我在那里借读。每个周日，我们都要赶回学校。父亲骑一辆旧自行车，后座驮着一周的米粮、蔬菜和我。车子要穿过十几个村落，经过宁家水库。

水库修在大跃进时期。水面总是铺得很开，常能看见䴙䴘、鸬鹚、野鸭和翠鸟。下游是扇形的稻田，耙田的水牛把映在水里的云分割成四齿状。远处是崖上的矮松林，黑山羊在林间吃草，牧羊人披着毛毡斗篷，悠然唱山歌。

一到水库尽头，就须换第二程。第二程是陡窄的山路，只容步行通过。父亲把蔬菜米粮装进背篓背起，我在后面背书包跟好，一前一后翻越垭口。

那一年春天，水库里的水一天天变少。原本连在一起的葫芦形水面，被拉长，分开，露出暗绿色的河床。

起初只是存水。周围村子的人陆续到水库边，把水挑进各家的土水窖。后来，有人发现浅滩处露出鱼背。再后来，几户人家从电杆上接出电线，把抽水泵搬到库边。

水被抽走得很快。鱼无处可藏。大的草鱼横躺在泥浆里，尾巴拍打出闷响。人们围了上来，拿着桶、撮箕、渔网、背篓。

后来，大鱼抓完了，小孩子们就在泥里捞小鱼。烂泥塘里一片向上的氛围。矮松林里的牧羊人远远看着，唱：“枯树不见鸟做窝，水浅不见鱼下河。来年田干苗枯死，舀水挑断肩头索。”

天色渐暗，风从垭口吹下来。人们陆续离开水库。水库边又安静下来。

5

有些东西，确实已经结束了。

一些原本成立的前提，不再管用；一些反复使用的语言，也开始失效。时间不再是盟友，而是一个持续消散的变量。

当宏大叙事无法解释现实，记录本身就是教育；

当世界失序，日常经验是唯一可传递的知识；

当价值被滥用，克制会成为公共生活的一部分；

当资源渐尽，人们会一步步走向“合理的疯狂”。

这些状态，并不只存在于历史中。

人们或许并不是厌倦了世界，而是厌倦被要求不断理解世界，也对意义本身产生怀疑。当“理解”变成一种压迫，人们更在意的，是这件事，具体发生在我身上，意味着什么。

真正困难的，不是判断对错、站对立场、求取方法，而是在一个擅长回避整体、却热衷纠缠局部的环境里，承认自己正身处其中。

所以，如果说一定要“去”，也许只是去一个很小的地方，一个还能容纳迟疑、允许沉默、承认不知道的地方。那里没有答案。但还有人。

如果你正在或曾经身处教育系统内外，并愿意提供一段你亲身经历过的事实性记录，可以与我们联系。相关材料将在沟通并征得同意的前提下使用，可匿名，也可不公开发表。

联系方式：zuoxi@jmdedu.com

写在后面：

从2026年起，芥末堆将开启一个新的系列——《丙午教育叙事史》。这是一项持续的写作计划，逐年展开，汇集个体经历与具体事件，作为一份正在形成中的当下教育档案。

近些年，教育领域的变化频繁而复杂。许多人的工作路径、身份位置与表达方式，都在不断调整之中。一些经验尚未沉淀，一些讲述被迫中断，许多细节来不及被记录。当“如何理解教育”“如何讲述正在发生的事情”变得不再容易，大量真实的经历，往往会在时间中被跳过。

《丙午教育叙事史》试图做的，只是一件很朴素的事：记录人们在教育现场做过什么选择，经历了哪些过程，如何继续开展生活。它为那些曾在或正在教育系统内外工作的人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