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土匪头子被逮捕，毛主席将她无罪释放，她在7年后当选政协委员

1953年6月15日，贵阳南明河畔聚满了上万名围观者，一名身着蓝布褂的少数民族女子被押上木台，她就是在贵州山地被传得神乎其神的“陈大嫂”——陈莲珍。没人料到，等待她的不是枪声，而是一纸“无罪释放”的决定。人群哗然，女子却像突然松了气，抬头望向天空，神色复杂。

把时间拨回到1922年，贵州长顺的布依山寨迎来一个婴儿，族人按习俗喊她“幺妹”。家境不算寒酸，然而国民党税赋繁重，寨里男人不得不外出劳作，留下妇孺守着田地。陈家谷子年产二三百担，小姑娘从小就被认定会嫁入体面人家。十八岁时，她的确长成远近闻名的美人，高挑、白净、眼神干净，谁都没想到这双眼睛日后会盯着枪口瞄准镜。

19岁那桩近亲包办婚姻只维持了不到半年，她逃回娘家。转年，富户陈明正上门求娶，比她大十岁，宅里田产成片。出于现实考量，她点头成婚。丈夫疼她，甚至亲自教她骑马与射击，说山里匪患多，“会用枪，才保得住命。”这一番话日后成了预言。

1945年，陈明正因病去世，留下大笔家产和年幼女儿。夫家叔伯闻讯即来，几张族契就想把寡妇与财物一并吞下。陈莲珍愤而招集家丁，亮出丈夫留下的步枪，守了三夜，熬退第一批来犯之徒。火拼过后，“双枪女豪杰”的名号不胫而走，她意识到单凭勇气护不住所有田地，只得寻靠山，转而依附前国民党军官罗绍铨。

有意思的是，罗绍铨表面上承诺庇护，却拿她当摇钱树。兄弟罗绍凡更是一手拿情义、一手觊觎家产。1949年底，听闻蒋介石在台湾整军，西南土匪趁乱拉帮结伙。罗氏兄弟蛊惑她：“不一起进山，下一波就轮到我们被抄家。”陈莲珍对共产党几乎一无所知，迫于形势，只得带着手下加入。凭着标靶般的枪法和山寨影响力，她被推为大队长，成了罕见的女性匪首。

1950年春，罗氏武装三攻惠水县城。第一次，土匪仗着人多围城，却被解放军快准狠的反击打得溃散。陈莲珍守北门，脸颊险些被流弹擦穿。之后两役她躲在后方保存实力，但败局已定。到1952年冬，贵州、广西边缘山区全面围剿，罗绍铨被击毙，剩下一百来号残匪流窜山林，陈莲珍顶了“独苗”旗号，东躲西藏。

同年腊月，她发现自己怀孕，行动更为艰难。为了掩人耳目，她在贵阳偏僻寨子里与农夫班永华草草成婚，不久诞下一女，婴孩仅存活一天。产后夜半，她背起包袱再次离村，解放军追捕组却紧随线索而来。1953年3月，罗绍凡落网，供出她的藏匿路线。赵华一县长带队循迹，在龙里大兴乡布网。傍晚时分，她刚踏进侄儿家院坝，就被数名民兵按住。“你们是什么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话只有两句，她沉默，认命。

押解期间，贵州省军区内部对处置意见不一：一派主张依法枪决，另一派认为可“攻心为上”，借其名气劝降余匪。争论上报至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进京述职时，把情况原原本本呈报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叼着烟，淡声一句：“不能杀。”接着又笑道：“诸葛亮七擒孟获，我们才擒一次，怎能急着下结论？”一句“女版孟获”就此传开。

主席的指示很快下达到地方。6月，贵阳广场公开宣判：陈莲珍无罪释放，并负担协助清剿残匪之责。人群先是愕然，继而议论四起。她从台上走下来，额头的汗水一下涌出，仿佛才意识到自己还活着。

获释后，她提出回布依寨落脚。当地政府给她分配了两间木房，又派干部帮扶。为了兑现承诺，陈莲珍主动参与“清匪反霸”工作。她熟悉山路，人脉广，只要她出面，山里的散匪大都点头愿降。1954年到1956年间，长顺、惠水交界处的数十名顽匪陆续投案，官方记录多次出现“陈莲珍劝降”字样。

1957年，她加入县里的“妇女生产互助社”，带头种植烤烟与玉米。1960年夏，经乡镇推荐，她被选为县政协委员，成为布依寨里第一位坐进县城大礼堂的女性代表。那年她三十八岁，梳着整齐大辫子，佩戴委员胸章坐在第三排，就像换了一个人生。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噩耗传来，她瘫倒在堂屋门槛上，随后设灵堂守了七日。邻里劝她节哀，她摇头：“没他，我早没命。”之后几年，她身体每况愈下，仍坚持走访寨子，协调水渠、桥梁等事务。1984年冬，陈莲珍因病离世，终年六十二岁。

从“宜林山国第一美人”到“双枪女匪首”，再到政协委员，陈莲珍跌宕的一生离不开1930—1950年代贵州山区的乱与治。她的故事在当地老人茶余饭后仍被提及，带着几分传奇，也带着几分警醒：时代洪流中，个人的抉择往往没有退路，但政策的转圜却能改写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