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瓶高档清酒,竟然就能换一条鲜活的人命?
当那个身材健硕的八路军侦察员被推进手术室时,他看着满屋子的白大褂,天真地以为只要喊出那句“我没有病”,就能唤醒医者的良知。
但他不知道,在这个名为“第117师团野战医院”的地方,在那位向他微笑的野田实军医眼中,他早已不再是一个人,甚至不算是一个战俘,而是一具为了换取两瓶好酒、为了满足内科医生“练手瘾”的“新鲜耗材”。
杀人这种事,一旦挂上了“科学”的牌坊,恶魔就能心安理得地穿上白大褂。
一九四五年的春天,对于侵华日军来说,哪怕是在河南焦作这种地方,日子也不好过。
那时候的局势,说白了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
太平洋那边被打得找不着北,中国战场的反攻也是一浪高过一浪。
但这第117师团野战医院里,气氛却怪得很。
这帮医生不想着怎么救治伤员,反而琢磨起怎么“精进医术”来了。
这种所谓的“学术氛围”,闻着都让人反胃。
这事儿的根源,还得从那个叫野田实的外科军医说起。
这人在后来的苏联伯力审判里,那口供录得让人脊背发凉。
他觉得吧,趁着打仗乱糟糟的时候,拿活人做实验是医生的“特权”。
你要是不利用这个机会,那不是亏了吗?
这种逻辑,简直就是把人命当成了菜市场里的烂白菜。
四月的一天,内科军医新田在那闲聊,一脸的羡慕嫉妒恨。
为啥呢?
因为他是内科医生,平时也就是开开药方,听听诊。
看着外科医生动刀子,那种掌控别人生死的快感,把他馋得不行。
野田实作为前辈,为了显摆自己的能耐,也为了拉拢这个同僚,当下就拍了胸脯:想过把瘾是吧?
包在我身上,有机会一定让你练练手。
这机会来得太快,快得让人怀疑是不是早就串通好的。
没过几天,焦作宪兵队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那语气,轻松得就像是家里大扫除,问你要不要收废品:“抓到一个八路军探子,嘴硬得很,啥也问不出来,没啥审讯价植了,你们医院要么?
随便处理。”
这通电话在野田实听来,那简直就是天籁之音。
他立马跑去找院长丹保司平汇报。
理由编得那叫一个冠冕堂皇:“正好咱们有几个项目缺乏活体数据。”
你猜这院长怎么说?
这位丹保少佐,不仅没觉得哪里不对,反而笑眯眯地拿起电话确认移交。
在他看来,这不是杀人,这是搞“科研”,是正经事。
在他眼里,这不是一条命,这就是个等待拆解的“大号零件”。
消息传到那个叫新田的内科医生耳朵里,这家伙高兴坏了,当场许诺:事成之后,奉上两瓶珍藏的高档清酒。
你没听错,两瓶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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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一条抗日战士生命的“定价”。
手术定在了下午,那天的手术室,人多得有点离谱。
除了主刀的新田和在那“指导”的野田实,旁边还围了十几个实习医生和助手。
这哪是手术,简直就是一场名为“教学”的狂欢。
当两名宪兵反拧着那个八路军侦察员的手臂推门进来时,这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小伙子愣住了。
他个头很高,光头上刚长出青色的发茬,看着特别精神。
眼睛亮亮的,写满了问号。
在他那朴素的认知里,白大褂是救死扶伤的,医院是治病救人的。
所以他才会本能地大喊:“我没有病!
你们要干什么?”
这句话,在咱们正常人听来,那是求生的申辩。
可在那间手术室里,却成了一个笑话。
野田实后来回忆说,虽然大家都戴着大口罩,但你看那眉眼弯弯的,分明都在笑。
他们觉得这个犯人太“幽默”了。
这种笑,比刀子还冷。
这是猎人看着猎物在陷阱里扑腾时的那种戏谑。
野田实为了让这场“教学秀”顺利进行,把伪善演到了极致。
他用那种哄小孩的温柔语气说:“别怕,只是给你检查一下身体,打一针,睡一觉就好了。”
这种温柔背后,是比刺刀更冰冷的杀意。
年轻的战士虽然心里慌,但那种本能的危机感让他开始剧烈反抗。
可是,哪怕他力气再大,在那种环境下也是徒劳。
几个实习医生配合宪兵一拥而上,像按住一头待宰的牲畜一样,把他死死压在手术台上。
浸透了麻醉剂的纱布捂住了口鼻。
几分钟后,那具充满活力的躯体停止了挣扎,陷入了人为的昏迷。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连平时杀人不眨眼的宪兵都觉得有点过分了。
那宪兵看着野田实熟练地给手术刀装刀片,忍不住问了一句:“他现在真的啥都不知道了吗?
要不要拿绳子捆起来?”
你听听野田实是怎么回的,这句话彻底暴露了这帮人就是披着人皮的野兽:“他现在想哭想笑都做不了…
瞧这畜生,睡得这么香,比起枪毙或者砍头,这死法多舒服。
我倒希望他能醒过来,好好谢谢咱们呢!”
这话一出,全场哄堂大笑。
笑声还没落呢,手术刀就已经划开了战士右下腹的皮肤。
这场手术根本就不是为了治病,这就是一场名为“练习”的活体肢解。
先是阑尾切除——这是给那个内科医生新田的“入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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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吓的,是兴奋的。
野田实在旁边还打趣呢:“看新田君这架势,比征服中国女人还兴奋哪!”
随着腹腔被拉钩强行扩开,野田实继续着他的“幽默教学”:“手别软,得使点劲…
就像料理支那女人一样,不用力气怎么能看到有兴趣的东西呢?”
就在这种令人作呕的玩笑声中,八路军战士的肠子被切断、缝合;胃部被切开、切除。
除了新田,周围那些跃跃欲试的实习医生也轮番上阵,像是在摆弄一个坏掉的玩具,每人都上去割两刀。
最荒诞的一幕发生在最后。
这帮疯子觉得玩得还不够尽兴,四个军医分成两组,竟然把战士的手臂和小腿截断,然后左右互换,试着对接缝合。
这已经完全超出了医学研究的范畴,这就是纯粹的、变态的虐杀游戏。
手术结束的时候,那具曾经健硕的躯体已经没法看了,支离破碎。
见习医生水谷还在不停地翻弄着暴露在外面的肝脏,野田实又笑嘻嘻地问了一句:“水谷君,你也想要活人胆吗?”
这一问,又牵出了另一桩烂事——两年前,野田实为了讨好宪兵队长,好几次摘取活人胆囊送礼。
为啥?
因为那个队长说“活人胆比熊胆更妙”。
当新田军医走出满是血腥味的手术室时,摘下口罩,脸上全是满足:“实在太美妙了,用活体练习,印象真是难以想象的深刻呀!”
为了这所谓的“美妙体验”,为了那两瓶清酒,一名抗日战士就这样被肢解了。
在这个疯狂的绞肉机里,平庸之恶比显性的暴行更让人绝望。
咱们现在回顾二战,总盯着奥斯威辛的毒气室或者731部队的细菌战。
但野田实和他的第117师团野战医院告诉咱们,还有一种恶,叫平庸之恶。
这些人不是什么躲在绝密基地里的科学怪人,他们就是常规部队的普通军医。
在那个环境下,杀人不需要特殊命令,不需要复杂流程,只需要一个想练手的念头,甚至只需要两瓶酒的诱惑。
这种“随意性”,才是最让人不寒而栗的地方。
野田实后来在《太行山下一魔窟》里忏悔了这事儿,写得倒是挺详细。
但对于那个牺牲的无名侦察员来说,这迟来的忏悔有个屁用,能拼凑回他破碎的身体吗?
那座野战医院早就没了,连渣都没剩。
但这段历史的切片必须得留着。
那个喊着“我没有病”的年轻战士,直到最后一刻,可能都没搞懂这帮穿白大褂的到底要干啥。
他的名字没人知道,档案里也就寥寥几笔,但他那双困惑的眼睛,应该刻在咱们每个人的脑子里。
参考资料:
中央档案馆,《侵华日军关东军宪兵队“特殊输送”档案》,中华书局,1985年。
野田实,《太行山下一魔窟:原日军第117师团野战医院军医供词》,内部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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