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一元复始迎新来

文|聂难

追溯“元旦”二字的本源，早有典籍为其注解。《说文解字》言“元，始也”，《诗经》中“旦复旦兮”则道尽晨光熹微之景，二者相合，便成了“新年第一日”的专属称谓。

“元旦”这一称谓最早见于南朝梁的《雅乐歌》，“四气新元旦，万寿初今朝”，寥寥十字，写尽了辞旧迎新的庄重。只是彼时的元旦，与今日并非同一时日。夏代以正月初一为元旦，商代挪至十二月初一，周代又改到十一月初一，直到汉武帝时期，司马迁创制《太初历》，才将元旦的日期定格在正月初一，此后沿承千年，直至辛亥革命后，阳历1月1日才接过“元旦”之名。

跨年活动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贵族，已懂得在辞旧迎新时丝竹悦耳，歌舞蹁跹。到了东汉，跨年的热闹更添几分惊险与奇趣。人们不再满足于案头的丝竹，转而涌向街头，看艺人们走绳如履平地，观幻术师藏人无影无踪。

南朝的跨年，则是一场浸润着烟火气的盛宴。跨年夜的宴席上，酒香浮动，笑语盈盈，人们身着新衣，长幼有序，互相拜贺。最有趣的莫过于“乞如愿”的祈福游戏——将锦人埋入灰堆，手执木棒轻轻敲打，口中一遍遍唤着“如愿如愿”。这简单的仪式里，藏着古人最朴素的心愿，愿新岁无灾无难，愿所求皆能如愿。梁人宗懔在《荆楚岁时记》里，细致记下了元旦的光景：“正月一日……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钦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一杯椒柏酒驱邪避秽，一碗桃汤寓意吉祥，一口屠苏酒迎新纳福，一盘五辛盘开胃醒神。

宫廷之中，最具仪式感的元旦玩乐当数“排正仗”朝会。这不仅是彰显国威的礼仪盛典，更蕴含着外交互动与君臣同乐的意味。

北宋时期，宫廷元旦朝会规模宏大且规制严明，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元旦朝日》明确记载：“车驾坐大庆殿，有介胄长大人四人立于殿角，谓之‘镇殿将军’。诸国使人入贺。殿庭列法驾仪仗，百官皆冠冕朝服……大辽大使顶金冠，后檐尖长，如大莲叶，服紫窄袍……副使展裹金带，如汉服。大使拜则立左足，跪右足，以两手著右肩为一拜，副使拜如汉仪”。当时，除辽国外，夏国、高丽、回纥、于阗等多国使者均会按本国礼仪入朝恭贺，各州进奏官还会携带方物入献。朝会之上，礼仪井然，歌舞相伴，后续更有伴射、赐宴等互动环节，若伴射者取胜，“京师市井儿遮路争献口号，观者如堵”。

除了庄重的朝会，宫廷元旦还会举办兼具观赏性与娱乐性的国宴演出。据《东京梦华录》及苏轼《紫宸殿正旦教坊词》等记载，宋代元旦国宴遵循固定礼制，需依次饮用九盏御酒，每盏酒对应特定文娱节目，仪式、座次、行酒、乐舞等环节缺一不可。演出由“竹竿子”(报幕员)主持，节目品类丰富且规制清晰：前两盏酒时，有“歌板色”(教坊歌手)唱曲、舞者对舞；第三盏酒上演“百戏”，含上竿、跳索、倒立等杂技表演；第五盏酒有二百余名少年组成的“小儿队”登场群舞合唱；随后上演宋杂剧(滑稽戏)，兼具娱乐性与讽谏意；第六盏酒安排皇家蹴鞠队对垒，得胜方获“银碗锦彩”赏赐；第九盏酒则由皇家相扑手上场表演，直至相扑结束，“竹竿子”致谢幕词，演出方告落幕。这套完整的国宴演出，汇聚了当时顶尖演艺水准，在欢庆中辞旧迎新，其热闹程度与文化纪念意义均有史料佐证。

市井民间，最受欢迎的元旦玩乐则是“关扑”。这种博彩类游戏，在北宋神宗熙宁年间已出现，平日受官府限制，仅在元旦等重大节日开放。《东京梦华录》记载，元旦期间参与关扑的商家，店内物品既可购买亦可通过关扑获取，玩法以投掷铜钱为主，参与双方先约定物品价格，再将铜钱掷于瓦罐内或地上，根据铜钱字面朝上的数量判定输赢，赢者可折钱取走所扑物品，输者则需付钱。关扑的赌注范围广泛，小到日常物件，大到车马、地宅等均有记载。元旦当晚女子可破例进入赌场观赌或入店赴宴，《东京梦华录》明确提及这种情形：“惯习成风，不相笑讶”。

相较于关扑的热闹刺激，明朝民间还有一种浪漫雅致的元旦玩乐——互赠笺纸贺年。据相关史料记载，明朝天顺年间，民间已开始流行赠送贺年卡，人们会选用二寸宽、三寸长的笺纸，部分还会印制梅花等精美图案，工整书写姓名、地址及新年祝福，于元旦当日赠送给亲朋好友。这种笺纸贺礼不仅传递新年喜悦，更承载着亲友间的深情厚谊，逐渐成为文人雅士与寻常百姓共同喜爱的新年活动。这一记载清晰表明，现代常见的贺卡祝福习俗，早在明代便已形成，且自带手作的温度与雅致情怀。

文人笔下的元旦，更是情感与哲思的融合。王安石的“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以市井烟火写尽新年的蓬勃生机，成了刻在国人记忆里的元旦符号；孟浩然的《田家元日》，则将视角投向乡野，“桑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的画面，道尽了农人对丰年的期盼，也藏着诗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而白居易笔下“岁盏后推蓝尾酒，春盘先劝胶牙饧”的家宴，把亲情的温暖与节日的惬意揉成了一团，读来满是人间烟火的治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