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观下的江西历史分期与行政区划的变迁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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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从大历史观的视角，探讨江西的历史分期与行政区划的演进历程，展现江西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悠久的发展脉落，主要分为四个部分：一、从万年、千年、百年三个时间尺度剖析了江西历史，特别讨论了江西何时被文明的曙光照亮，江西何时步入辉煌时期，以及近现代江西的跌宕起伏与复兴征程。二、依据古樟树地区的考古遗址，论述了4500年前江西的早期文明。三、考察江西这块土地上省级地方政权的起源。从春秋时期的“番邑”“艾邑”，到秦始皇时期设立“番”“艾”两县并纳入中央政权统一管理，直至汉初“豫章郡”的设置，江西地面上出现最早的省级政权，反映了江西行政区划的初步形成。四、梳理江西的省级区划名称从“豫章郡”到“江西省”的演变历程。从秦始皇时期江西隶属“九江郡”，到汉初的“豫章郡”，再到后来的“江州”“洪州”变为“江南西道”“江西行省”“江西布政使司”，最终确定为“江西省”，其地域范围长期稳定。总之，江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始终在中华文明的整体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其行政区划的演变也成为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生动缩影。

关键词：大历史观；江西历史；早期文明；地方行政区划

一、三把尺子看江西

1.万年的尺度看江西

江西现有100个县，万年县是其中的一个。“万年、万年，真的一万年”，一万多年前，以磨制石器、原始农业和定居生活为标志，人类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而此时就有先民在万年这块土地上生产生活、繁衍生息。20世纪60年代初期和90年代，万年县仙人洞—吊桶环遗址先后进行了五次考研发掘，共出土石器727件（片）、骨器245件、蚌器158件、原始陶片890余块、人头骨4个（片）、人骨标本20多件及近十万件（片）兽骨等。其中，距今一万年前的世界最早栽培稻植硅石和夹粗砂条纹陶、绳纹陶等早期原始陶器尤其引人瞩目。这些重大考古发现不仅证实了江西先民最早实现了水稻从野生到种植的关键转变，为研究人类农业起源和早期人类文明提供了重要实证，更确立了仙人洞—吊桶环遗址作为江西先民原始聚落发源地的重要地位。正是在此时此地，文明的曙光开始照亮江西。正因如此，万年仙人洞—吊桶环遗址曾入选1995年度和“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世纪中国百项重大考古发现。同时，因其在农业起源研究中的特殊价值，联合国将其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保护项目。

江西自古以来就是全国粮食，特别是水稻的生产地、储存地、加工地和销售地。东汉时期江西逐渐成为江南重要产粮区，南北朝时期全国四大粮仓中的鄡阳、豫章两大粮仓在江西。清代的九江是中国著名的米市。现在，在发展现代农业，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时代背景下，江西肩负着重要使命。江西的水稻年产量400亿~450亿斤，约占全国水稻产量的十分之一，江西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正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做出更大的贡献。

2.千年的尺度看江西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江西从古樟树地区遗址文化出现以来，有四个“一千年”：

第一个千年，“方国都邑期”：古樟树地区至周武王分封制（4500年前至3500年前）。这一时期，江西这一区域出现较为密集的方国城邑，社会组织和政权架构逐渐萌芽。

第二个千年，“吴头楚尾期”：周武王分封制至秦始皇的郡县制（3000年前至公元前221年）。在这一千年的开端，约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进行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制度革命，“封诸侯，建藩卫”，即按血统分封天下，将全国分封了大小71个“诸侯国”，长江以南的地区被分为越国、吴国、楚国，而今江西地区并不隶属其中的哪一国，也不单独成一国，而是处在吴国、越国、楚国之间，所以叫“吴头楚尾”。这一时期，有一件具有标志性意义事情值得铭记：约公元前502年，春秋时期的鲁国人、孔子的学生澹台灭明来南昌讲学，后死在南昌。南昌人在今南昌二中苏圃路校区内为他立祠立墓祭祀，南昌古城原有“澹台门”。澹台灭明来到南昌，标志着孔子在世的时候，孔子思想和中原文化便已跨越长江，进入了江西，对江西地区的文化发展产了深远影响。

第三个千年，“爬坡酝酿期”：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推行“郡县制”到初唐718年张九龄开凿大庾岭驿道。这一时期，江西地区真正纳入中央政权的直接领导和管理体系，江西省境的轮廓也从此显现出来。在中央政权的统一管理下，江西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

第四个千年，“历史辉煌期”：从718年张九龄开大庾岭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大庾岭驿道的开通，极大地改善了江西的交通状况，交通的便利加强了江西与外界的联系，促进了贸易的繁荣、文化的交流和人才的流动，为江西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使江西在这一时期迎来了历史上的辉煌时期。

3.百年的尺度看江西

以百年的尺度来看江西，有以下几个维度：

一是从1840到1949年，这是江西近代史的“百年沉沦期”。这一时期是江西近代史的低谷阶段，江西在多个方面逐渐落后。经济转型迟缓，教育制度滞后，科技进步缓慢，尤其是赣江水道的优势逐渐丧失，铁路交通的发展又将江西甩在身后。此外，频繁的战争也给江西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例如，曾国藩率领的军队在江西进行的战争，使许多地方遭受重创，崇仁县的县城历经七八年战火，几乎全部被毁。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签订后，九江成为通商口岸之一，江西的社会经济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发展陷入了停滞。

二是“两个一百年”，即1921—2021年、1949—2049年的民族复兴的“两个百年再起航期”。江西是中国现代史的聚光灯的照射地，又终于在这一时期开始了百年再起航。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百年奋斗史中，江西以其独特的历史贡献占据了重要地位：1922年9月，“安源路矿大罢工”取得胜利，江西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摇篮”；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在这里打响第一枪，江西被誉为“人民军队的摇篮”；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并开辟井冈山道路，江西成为“中国革命根据地的摇篮”；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江西成为“人民共和国的摇篮”。北伐时期，江西成为与北洋军阀孙传芳激烈交锋的核心战场。抗战期间，江西见证了万家岭大捷、南昌会战、上高会战等一系列重大战役，在全民族抗战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总之，江西人民始终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线，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的壮丽篇章。

二、江西的早期文明

在赣江流经古樟地区（即今樟树市、新干县、新余市交界区域）的东西两岸方圆2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已发现商周遗址13处（樟树7处、新干3处、新余3处）。早在45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民们便以辛勤的劳动创造了灿烂的文化，社会组织和政权架构也逐渐萌芽，形成了密集的方国城邑。

1.4500年前的赣江东岸（筑卫城）

在这里，赣江东岸有龙溪河、芗溪河、清丰河三条河流汇入，分布着筑卫城、国字山、营盘里第一、二、三、四土城等79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古文化遗址。其中，筑卫城遗址尤为引人注目，涵盖了新石器、夏、商、西周、春秋、战国六个时期的文化堆积，最早的遗存可追溯至4500年前。遗址南北长360米，东西宽410米，总面积达14.76万平方米。土城城墙最高处21.8米，最低处10米，有6个城门。城外西南面为人工护城河，东北面为自然河流；城内土地平坦广阔，有条与外河相通的内河，西南部有祭祀房屋遗迹及人工修整的大场地，城北是内城，东北部则有3米多厚的文化堆积，为居住区。北城墙外还有外城，东城墙外有几座陶窑遗迹。整个筑卫城功能齐全，布局合理，防卫能力极强。

筑卫城遗址出土了大量石器，包括掘土器、砍伐器、刮削器等生产工具，以及广泛使用的炊具、盛食器、陶纺轮等陶器。这些文物的出土表明，当时先民们已过上了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的定居生活，并发展了制陶，纺织等手工业，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阶段。

筑卫城遗址的发现，揭示了此地在4500年前已出现原始村落和城市雏形，标志着向国家形态的迈进。作为全国保存最完整的早期文明时期大型土城之一，筑卫城是江西乃至江南地区最早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研究中国古代城邑起源与发展的重要实物证据。2001年，该遗址被列为第五批国保单位。

2.4500-3500年前的赣江西岸（樊城堆遭址）

赣江西岸有袁河、蒙河（也称蒙水）、萧江、雌溪、澧江等五条江河注入，有新干大洋洲商代大慕遗址、七里山、麻家寨、吴平古汉基群（国保）、牛头城（国保）、樊城堆（国保）等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的古人类居住遗址共76处（含已消失的5处）。其中樊城堆遗址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樊城堆遗址位于樟树市刘公庙镇庙下村，地处赣江支流萧江上游的丘陵坡地。1975年，在横塘村，考古人员发掘出一件商代龙足虎耳青铜鼎，便扩大调查范围，发现并先后三次发掘了樊城堆遗址，出土了大量文物。据《清江县志》记载：“樊城，樊将军旧宅”，遗址因此得名。樊城堆为典型的土墩遗址，文化堆积厚约2至4米，高出周围稻田1至3米，东西宽101米，南北长124米，周长380米，面积1.2万余平方米。

该遗址的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到商周时期，是赣江中下游地区一支重要的原始部落文化，与湘东、粤北地区联系密切，是我国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重要文化遗存，被称为“樊城堆文化”。“樊城堆”的社会经济形态已由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以农业为主，辅以狩猎捕鱼，制陶和纺织手工业也得到发展。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建筑柱洞和草拌筑红烧土块堆积，表明距今4500年到3500年的1000多年里，这里的先民已掌握木骨泥墙的建筑技术，过上了定居生活，并出现了祭祀活动和城墙，社会组织趋于复杂，早期政权形态开始萌芽。樊城堆遗址的发现，为研究我国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和依据。2006年，该遗址被列为第六批国保单位。

3.3500年前的赣江西岸（吴城文化遗址）

1973年秋，樟树市吴城乡在萧江上游兴修水库时发现了吴城遗址、随后进行了10次大规模考古发掘，清理出一批房基、道路、陶窑、水井、墓葬、灰坑、祭祀广场、铸铜等重要遗迹，遗址面积61万平方米，有着较大规模和相对严谨的商代都邑分区布局。城内有居住区、祭祀区、制陶区、铸铜区，城外有墓葬区，至今尚存的土筑城墙高3～15米，长达2800多米。特别是在西段城墙城壕近4米深，不到4平方米的范围内，出土了20多个商代人头颅骨和部分肢骨，出土了5000余件石器、玉器、陶器、原始瓷器、青铜器。陶质、石质、玉质生产工具有马鞍形刀、纺轮、网坠、拍、垫、斧、锛、刀、镰、铲、镞、矛、玉刀；陶器及原始瓷器有鼎、罐、盆、大口尊、鬲、缸、碗、盂、豆、爵、尊；青铜器有青铜戈、矛、刀、器盖，还出土了铸造青铜器的大批石范，说明本地先民已能制造青铜器。在陶器和石范上有或与甲骨文相似、或更为原始的200多个刻画符号；吴城遗址的陶器表面装饰还发现40多种几何形印纹陶纹样，其印纹陶纹样数量居江南诸印纹陶遗址之首。这种印纹陶的工艺是在制作陶胚时用带有印子的木板反复拍打，使陶胚牢固成形，留下各种印纹，然后入窑烧制而成，也有少数刻在石器上。

吴城文化可分为商代中期、商代晚期和商末周初三期。吴城遗址是3500年前商代中晚期的一座政治实体完善、军事实力强大、经济基础雄厚、结构规模宏伟的商代方国都邑遗址。吴城文化是与商文化平行发展的，从商代中期一直延续到商末，时间跨度达400年左右。

吴城遗址是目前南方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商代文化遗址，反映商代中晚期“这里已建立了奴隶主政权，它与中原殷商王朝并存，或是殷商王朝方国之一”。作为长江以南首次发现的大规模商代人类居住遗址，吴城遗址对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和南方商周青铜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吴城遗址于1996年被评为第四批国保单位，2001年被评为中国二十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并入选为国家文物局“十五”规划50处、“十一五”规划100处、“十二五”规划150处大遗址重点保护项目。吴城遗址的发现，打破了以往认为南方地区在商代时期文化落后的观念，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多元性提供了重要证据。

4.3000年前的大洋洲青铜器

1989年秋天，江西新干县大洋洲程家村发现了一座3000多年前的商代大墓，出土了475件青铜器、754件玉器、139件陶器。以前，人们总以为商周青铜器多出土于中原地区，而当时的长江流域，尤其南岸地区是“蛮荒”之地。而实际上，新干大洋洲商代慕葬是中国出土青铜器数量最多的商代大型墓葬，与殷墟妇好墓、三星堆祭祀坑并称为商代青铜器三大发现。

（1）兼具中原与南方特色：大洋洲的青铜器既有中原文明的影子，又具南方特色，和三星堆一样，是相对独立发展的。如卧虎大方鼎，斜折沿、方唇，圆拱形外槽式立耳，斗形深腹，圆柱状上粗下细、根部有较粗的空足，与郑州杜岭大方鼎基本相同；在立耳上铸有一只卧虎，双耳耸立，凸目吊眼，口略张，内露两排三角形的利齿，粗项直腰，尾部上卷，屈足，作似卧欲跃之状，颇有百兽之王的雄风。这件青铜虎兽，应取材于我国南方常见的华南虎。这种独特的造型融合了中原文化的元素和南方地区的特色，体现了当时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表明了江西在商代时期就已具备独特的青铜文化创造能力。

（2）重视等级与权力：中原商墓比如妇好墓，以觚、爵等容器为主要随菲品；而大洋洲出土的青铜器中，容器仅54件，占总数的11％，且这些容器多为食器，以鼎为主，达32件。这表明此地重视等级与权力较中原有过之而无不及，反映出当时该地区独特的社会结构和权力象征体系、食器在墓葬中的重要地位或许暗示着饮食文化在社会等级标识中的关键作用。

（3）独特的生产工具。该墓还出土一批青铜生产工具，其种类之个、数量之多，于商墓中罕见。如刻刀、手斧、钻等手工工具，该墓农具雨、未、相、锤、犁、铧等，在全国商代遗址、墓蓉中，均属首见。出土了两件长条形刀，呈聚状狭长形，一面平整，一面微弧。刀首弯曲，脊上下两端有耳式方穿两个。这种兵器过去只见于音陕，年代在商代中晚期之际，这些丰富的生产工具不仅展示了当时江西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水平，也反映出其在生产技术和工艺上的独特性，与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4）精湛的铸造工艺。新于大洋洲青铜器普遍使用陶范法，多为浑铸成形，也有分铸合成的。如方卣，其腹内有通向四壁的十字形管道，且为双底层，外底有十字镂孔。如此设置，大概是既可用炭火在底下加热，又可浸入沸水中。其造型之精致，设计之精妙，似乎超越了那个时代，仿佛动漫形象穿越而来。这种高超的铸造工艺体现了当时江西地区青铜铸造技术的先进性和创新性，为研究古代青钢铸造工艺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关于古樟树地区的早期文明，存在两个值得探讨的关键问题：

第一个问题，古樟树地区的早期文明跟中原文明是独立，平行发展的，还是隶属发展的？据现有考古资料，这一时期的江西地区属于三苗与百越之地，与中原地区文化特征迥异。这些方国城邑跟北方的黄河文明，如二里头、殷墟文明有交流，却可能是独立于中原政权而存在和发展的文明。从江西省博物馆里的青铜器来看，它有中原文明的成分，但为当地铸造，浇铜水的范还在。这表明，这一地区早在4500年前就跟北方有交流，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交流证明了中华文明的多元统一性。尽管那时跟中原文明已有交流，但从吴城文化印陶纹和大洋洲青铜器看，既有商周时期的特征，又具有独特的地方风格。江西的陶器文物也证明了南方的越文化与中原的夏文化有所区别，几何印纹陶是百越族的典型器物，是中国南方陶系的特征。以几何印纹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广泛分布于中国东南地区及岭南一带，其时间范围从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商周秦汉时期。有学者指出，夏人活动区域未见印纹陶文化，而印纹陶流行地区也未曾发现二里头文化的典型遗存，这说明夏文化与越文化在文化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南方越文化和中原夏文化互有交流，却各具特色。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在赣江两岸20平方公里的狭小空间里，会有如此众多的古文明遗存？有两个原因：其一，这里是赣江进入鄱阳湖平原的通道口，是赣中丘陵与鄱阳湖平原的过渡地带。这里水系发达，水网密布，气温适宜，土壤肥沃，物种丰富，生物多样性高，宜耕宜渔宜牧，是人类农业生产的理想场所，孕育和繁衍了人类早期文明。樟树是历史上水稻的主要产地和重要粮仓，上古时期人与自然关系正是在这一独特的地理空间中展开的。其二，樟树盆地区域是岩盐分布地带。这里有东西长17公里、南北宽9公里、面积133.6平方公里的盐田，其资源储量占全省95％以上，居全省首位、全国第四位。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优越的自然条件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所以，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个区域走出了一条“原始聚落一方国都邑一六朝治城一千年古县一四代故郡”的历史轨迹。这一独特的发展轨迹见证了该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地位和发展演变，也为研究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三、江西“省”级地方政权的出现

“江西”这个词，现在一是指17.6万平方公里这个地理空间，二是指江西省这个省级行政区划。在今天江西的这片土地上，什么时候出现了中央统一政权之下的地方政权？从那以后，江西这片土地上的行政区划是如何演变的呢？

1.春秋时期的“番邑”“艾邑”

春秋时期，今江西之境存在着番邑（今鄱阳）和交邑（今峰水）。那时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四海之内，皆是王臣”，艾邑和番邑，这两个“邑”字已经表明是中央层面之下的地方政权，但可能是某种羁麻态。后来，又由于地处吴，越，楚诸国争霸拉钢的地带，公元前504年（楚昭王三十二年），吴“伐楚取番”，统治江西31年；公元前473年（吴王闻间十一年），越王勾践灭吴，尽得其地，统治江西139年；公元前334年（周屋王三十五年），是威王天越国，又统治江西106年。公元前223年（秦始皇二十四年）灭楚国。在这一期间，吴、越，楚各诸侯国都以羁摩的形式实现表面上的统治，都给江西境内文化打士各自的烙印。

2.秦始皇时期的“番”“艾”两具

江西真正纳入全国中央政权的统一管理，始于秦。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便将战略眼光投向了南方，派出50万远征大军南征百越。这是江西地区第一次真正纳入中央政权领导和管理的历史契机。江西省境的轮廓正是在秦统一全国的战争进程中才显现出来的。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首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统一国家，奠定了中国大一统格局的政治与疆域基础。与此同时，秦朝推行重大制度变革，废除诸侯分封制，全面实施郡县制、将地方政权划分为郡和县两级，“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后增至48个郡，将全国纳入统一的政区管理体系，极大地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从而在制度创新与中央集权方面为中国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这一制度变革标志着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性转变，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江西赶上了这一趟时代列车，开启了发展的新篇章。

秦代推行郡县制时，现今江西区域隶属“九江郡”，郡治为“寿县”（今安徽淮南市）。当时江西境内尚未出现省级政权，“九江郡”在今江西之地设置了“番”和“艾”两县。后来，再增设了“余汗”县（今余干）。很明显，这虽有以前“番邑”“艾邑”的基础，却已是由中央政权统一管理、直接委派官员的地方政权了。这是当时江西境域内最早的行政区域建制。但都是“郡”下面的县级政权，而不是“省级”单位，后来也没有成为江西省的名称。

3.汉初的第一个省级政权-豫章郡

在今江西的这块土地上，什么时间出现了省级政权？前202年，刘邦在“垓下之战”击败项羽后，即皇帝位，为汉高祖，建立西汉王朝。此后，汉大将灌婴奉刘邦之命率兵渡江，平定江南地区，并设置豫章郡，其范围主要覆盖今江西省的大部分地区。豫章郡的设置是西汉初期巩固江南统治的重要举措，标志着西汉王朝对江南地区的有效控制，也为后续开发和管理江南奠定了基础。

这个“豫章郡”及其下辖的18个“县”，与秦始皇时今江西境内的“郡”和“县”，有几点不同：其一，这是江西省境内最早的“省级政权”，治所就在今南昌。其二，秦代在今江西境内只有番县．艾县，余汗3个县，而“豫章郡”下辖的县增加到18个。其三，这18个县，分布在长江、彭蠡泽、赣江、信江、修水、哀水等沿岸。其中，9个县在今鄱阳湖周边：南昌、鄱阳、余汗（余干）、艾（修水县西）、海昏（后析出永修、建昌、安义、新吴等县）、鄡阳（今都昌）、历陵（今德安县东）、彭泽（在今湖口），柴桑（今九江西南，包括瑞昌，原星子及德安一部）；另外5个县在赣江一线：庐陵（今泰和）、新淦（樟树）、赣（赣州）、零都（今于都），南野（南康）；其他4个县也在河流之畔：南城在抚河流域，宜春和安平（今安福县东南）在袁河流域，建成（高安）在锦江流域。江河湖泊原本就是江西的“根”与“源”，这18个县的设置，就控制了全省各个交通要道了。其四、豫章郡的设置使江西首次成为一级行政区划，“豫章”成为江西的一个省级名称。从此，赣鄱大地作为一个省级区划而被正式纳入了全国的行政版图，经济、社会，文化有了一个更稳定的载体。

“豫章”是指哪里？这里有历史的变化。先说“豫”。《禹贡》将天下定九州：冀、充、青、徐、扬、荆、豫、梁，雍。其中，古豫州包含了现河南全省以及山东西部、安徽北部。再说“豫章”这个地名，最早出现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春秋时期。《左传》有“楚师还自徐，吴人败诸豫章，获其五帅”（《昭公十三年》）和“冬，蔡侯，吴子，唐侯伐楚。舍舟于准汭，自豫章与楚夹汉”（《定公四年》）这两段话记录的都是春秋时期吴国和楚国的战事。魏晋时期，参与火亡吴国的晋朝大学者大将军社预专心研究过《左传》并为《左传》作注，由于在豫章这一带打过仗，对“豫章”有专门的注解：一作“在江北淮水南”（昭公十三年）作“汉东、江北地名”（定公四年）。这个“江北”，说的是长江以北。“淮水”，说的是淮河；“汉东”，说的是汉水以东。这个注释把古豫章范围说得很清楚：北有淮河为界，南有长江为界，西接汉水（楚尾），东临吴国（吴头）。“豫章”，指的是古豫州以南，淮南到吴头楚尾的这一片区域。后来，西汉初年设立的“豫章郡”是指哪里呢？《史记》和《汉书》有关于“豫章”的记载，仅有《灌婴传》很简单的几个字：“······渡江破吴郡长吴下，得吴守，遂定吴、豫章、会稽郡。还定淮北，凡五十二县。”说的是项羽乌江自刎后，灌婴的一系列战事。这段记叙，说明“豫章”之名，至少在汉朝以前早已有之，并且和吴郡、会稽郡地位同等。

“豫章”这个地名，后人解释不一。有学者认为，随春秋战国战乱动荡，范围时有变化：有淮南、汉东二处，淮南、江南二处、以及淮南、汉东、江南三处的变化。也有学者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豫章”，只是现安徽淮南到现江西鄱阳湖地区一带。也有学者认为：豫章，北以淮河为界与豫州隔河相望，西起豫鄂的汉东，东至皖西的淮南，南包括赣北的鄱阳湖一带。也有学者认为：豫章专指安徽寿县、合肥一带。

我们的观点是：西汉初年设立的“豫章郡”，即指豫州之南至章江这片区域。其一，地域范围是指豫之南至章江流域，即指从豫州的南端（即今九江地区）到章江流域（即今赣州市），大体相当现在的江西省；其二、行政级别是指中央政权下的省级行政单位。

汉袭秦制，但在秦实行单一的郡县制的基础上略有调整。两汉时期，郡与国并行，以郡，县为主。如汉平帝时，全国设有103个郡、国（其中郡87个），县邑1314个。在江西境内就分封了4个侯国。汉武帝时，全国划为13个监察区，进行刺中监察，称13部州，豫章郡属扬州部。汉武帝时期，将全国划分为13个监察区，由刺史负责监察，本为13部州。豫章郡是扬州部下辖的一个郡。

郡县制的实施，不但在全国形成了“首都一郡城一县城”的城市体系，而且也大大促进了城市的建设与发展，适应了当时人口大量增加与聚集的趋势。汉代的郡就由秦时的40多个2增加到103个，县由400多个增加到1578个，郡城、县城合计达到1690座。而两汉长达400多年，江西境内的行政区划也由西汉时期的1郡18县，发展到东汉末年的3郡（豫章、鄱阳、庐陵）35县，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口不断增加，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得到显著的发展。

4.三国东晋南朝时期的“江州”

东汉末年，实行州、郡、县三级制。孙吴集团兴起于江东，江西属于孙吴地盘。长江一线是其命脉，地处荆州和扬州之间的今九江地块，在三国、东晋和南朝其间成为拱卫金陵（今南京）之要地。三国时期，孙吴集团为抵御北方曹操的南侵、防备西方刘备的东讨，十分重视夏口（今湖北武汉）至柴桑（今江西九江）一线的布防。长江黄金水道的价值凸显，也不断提升了江西在全国的政治，军事地位。于是，在此进行了数次建制改革。

291年（西晋元康元年），朝廷从扬州部分出豫章、鄱阳、庐陵、临川、南康、建安、晋安7个部、从荆州部分出武昌，桂阳，安成3个郡，共10个郡组成江州，治所设在豫章（今南昌）。304年（西晋永兴元年），朝廷将庐江郡的寻阳县和武昌郡的柴桑县划出，合并成立寻阻郡，治所设在寻阳县（江北），隶属江州，江州下辖的郡增至11个。340年（东晋咸康六年），朝廷将江州的治所由豫章迁至寻阳（今九江）。这样，州，郡，县三级治所就同处一地，这提升了九江的政治地位，促进了当地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也加强了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和交流。当然，九江主要是因为军事原因面临时成为“省会”。豫章（南昌）地处赣江平原，自然条件优越，农业发达，是“鱼米之章”，经济基础雄厚，且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更适合作为区域行政中心，因此，局势稳定后，南昌凭借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继续成为江西的省会，并一直是江西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

隋朝统一全国后，对行政区划进行了大规模调整，“罢人下请部”，把“州”降到跟“部”同级，实行州，县两级制。589年（南朝开皇九年），全国统一命州，全国设190州、1355县。江州被废除，改为洪州，南昌“因洪崖所在”而得名。州治南昌，因设都督府，南昌又称“洪都”，在江西地区设7州（郡）24县。这次行政区划的变革，简化了行政层级，提高了行政效率，洪州的设立巩固了南昌在江西地区的核心地位，为其在隋唐时期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江西”的名称的出现及其演变

1.“江南西道”是“江西”的由来

618年，唐朝建立。据《旧唐书·地理志》和《新唐书·地理志》：唐太宗把全国分成52个州。并于627年把全国分为10“道”，江西属于“江南道”。江南道就是长江以南的道。唐朝疆域辽阔，10道监察区域过大，巡察不易，于是，733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确立全国为15“道”。原来的“江南道”按地理方位分成了三个道，最东边是“江南东道”，中间是“江南西道”，最西边是“黔南道”。就是站在长江以北往南看，东道就是浙江这一边，“江南西道”就在“江南东道”的西边，其实“江南西道”的西边还有贵州、四川、那叫“黔南道”。起初，“江南西道”包括现在的江西、现在的湖南和湖北的一部分。最后就固定到江西。所以，这个“江南西道”正是“江西”一名的由来。其治所在洪州，就是今天的南昌。

一开始，“道”只是唐代为加强中央集权而设立的监察区域，没有固定治所，因此不是固定的机构。后来，“道”逐渐演变成州上面的一级行政单位，从而形成了道、州、县三级行政区划制度。“江南西道”在今江西境内有8州37县，即洪州、吉州、虞州、江州、袁州、抚州、饶州和信州。“道”的性质在由监察区域转变为行政区划，“道”成为省级单位的时候，还跟节度使挂上了钩，这对之后的“安史之乱”有一定影响。

江南西道的管辖范围远比今江西省要大，囊括了今天江西和湖南两省的大部、湖北、安徽南部。“安史之乱”后，湖北南部设鄂岳道，湖南设湖南观察使，这样，江南西道范围缩小了很多.但从此至今，“江西”之名存在了近1300年。相比之下，江南东道却仅历26年，在759年（唐肃宗乾元元年）就被分为浙江东道、浙江西道和福建道。“江西”名称的稳定传承，反映了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地域认同感，而江南东道的分化则体现1历史发展过程中行政区划的动态变化。

北宋时期，改“道”为“路”，把唐朝的江南东道和江南西道故地合成一个“江南路”；后发现太大不好管理，1020年（天禧四年）又再度把“江南路”分成“江南西路”与“江南东路”。江西地区被置9州、4军、68县，其大部分隶属于“江南西路”，包括今江西的大部和湖南省南部部分地区及广东、广西的部分地区，而今鄱阳湖以东的赣东北（今上饶）地区则隶属于“江南东路”。“江南东路”和“江南西路”携手走过了两宋，但“江西”的名称一直沿用，“江东”却比较少见，而且大多数指的不是“江南东路”。这种行政区划的演变，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央对地方管理的调整和优化，也体现了江西地区在全国政治、经济格局中的独特地位。

2.“江西省”的出现

元灭宋时，实行“行省”制度，且是一边进军一边设置行政区。沿着赣江进军的这路元军在得知这一片属于“江南西路”后，就在1277年直接设置了一个“江西等处行中书省”，简称“江西行省”，“江南西路”就变成了“江西行省”，进而简化成“江西”，“江西省”的名称正式出现。管辖范围还大增，包括今天的广东大部；而隔壁的“江南东路”就变成了“江浙行省”，“江南东路”的名称不再存在。“江西行省”的设立，标志着江西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区的名称正式确定下米，对江西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加强了中央对江西地区的统治和管理。

元在“行省”下设路、直隶州、州（与县同级）和县。“江西行省”下辖13路，即；龙兴、临江、吉安、赣州、南安、江州、南康、抚州、建昌、瑞州、袁州、饶州、信州等，2个直隶州（南丰、铅山）以及16个县级州和48个县。这种行政区划的设置进一步明确了江西地区的行政层级和管辖范围，促进了地区内部的整合和发展。

明朝将“行中书省”改为“承宣布政使司”（俗称仍为“省”），”江西行省”因此变为“江西布政使司”。同时，明朝将路改为府，将州改为县。江西布政使司下辖13府和78县，13府分别为南昌、吉安、临江、赣州、南安、九江、南康、饶州、广信、建昌、抚州、瑞州、袁州、江西布政使司的地域与今江西省的区域基本等同，其最高行政机关为三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分别由中央直接节制，分权面治，互不统属。

清朝恢复“省”制，“江西布政使司”改为“江西省”，地域基本与今同，同时实行省、府、县三级制、另在南昌府增设铜鼓，吉安府增设莲花，赣州府增设虔南等3个县级厅，同时升宁都县为省辖直隶州。巡抚成为全省最高行政长官，下设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管民政、财政与司法监察。

民国时期，实行省、县二级制，江西省共辖81县。1926年北伐军进驻南昌时正式设南昌市。

3.红军时期的省级建制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江西建立了大片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包括永新、宁冈、莲花3县和吉安、莲川、安福与湖南酃县的部分地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包括弋阳、横峰、贵溪、余江、万年、德兴、上饶、铅山等县，后发展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湘赣革命根据地以及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包括修水、钢鼓、万载、宜丰等县）。鼎盛时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1个省级苏维埃政权、茶陵等6个行政县，即湘赣省苏维埃和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酃县（今炎陵县）。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到1933年8月，中央苏区面积达8.4万平方公里，人口453万，下辖江西、福建、闽赣、粤赣等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和60个县级苏维埃政权。中华苏维坎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瑞金，瑞金因此得名“红都”。红军时期在江西建立的这些革命根据地和省级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斗争，政权建设和治国理政的重要实践，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来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和行政区划设置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总之，江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从万年文明曙光到现代发展，始终在中华文明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江西的行政区划不断演变，见证了中国历史的沧桑巨变，也反映了江西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历程。

作者：姚亚平

来源：《地方文化研究》2025第2期

选稿：耿 曈

编辑：杜佳玲

校对：欧阳莉艳

审定：杨 琪

责编：杜佳玲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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