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岁的杨开慧英勇就义，枪决后尚存气息，下午敌人又补枪杀害

1950年10月的一个清晨，北京中南海走廊里还留着夜露，陈玉英被卫士领进会客室。她抖了抖洗得发白的旧外套，小声说：“主席，岸英没给您丢脸。”毛泽东点点头，沉默许久，只吐出六个字：“开慧是条好汉。”短促的对话，像一把钥匙，瞬间把在场人的思绪拉回二十年前的长沙清水塘。

时间回到1930年10月24日。秋风凉得厉害，板仓村的稻草顶屋里，杨开慧正给母亲揉肩。门外忽然多了一阵嘈杂，密探余连栅带着几十名巡捕蜂拥而入，将她、毛岸英和陈玉英团团围住。那天是岸英九岁生日，饭桌上刚摆好的一碗长寿面，还来不及端给孩子。

押解途中，杨开慧披着一件洗褪色的青布长衫，怀里紧紧护着儿子。押送的便衣呵斥：“毛泽东的老婆，别装镇静！”她抬眼淡淡回一句：“我姓杨，不姓毛。”这一句，既是护住孩子的权宜之计，也道出了她从未放弃的独立与清醒。

进入浏阳门外的看守所后，刑讯接踵而至。皮鞭、竹签、老虎凳轮番上阵，审讯者隔着灯光只看到她形销骨立的侧影，却得不到只言片语。有人踢翻刑具，怒吼：“只要你写下与毛泽东脱离关系，立刻放你出去！”她咬破嘴唇，冷冷答道：“海枯石烂，也不写。”几行字，凝成了绝响。

牢房潮湿阴暗，杨开慧在油灯下为岸英描红字帖，一笔一画教他写“自强”二字。孩子问：“妈妈，我们能回家吗？”她抚着儿子额头，轻声安慰：“人要先把心安好，才有家。”墙外脚步声逼近，母子俩匆匆把纸条塞进草席缝里，那纸条至今仍存湖南省档案馆，上面还有一滴暗褐色的血痕。

11月14日清晨，蒙蒙细雨。清乡司令部的“法堂”里，写有“枪决女共犯杨开慧一名”的白纸被重重盖下公章。执法处长李琼故作姿态地提笔，将“杨开慧”三个字一划到底，旁观者中却有卫兵悄悄侧过脸，不忍多看。

刑场设在长沙城北识字岭。黄包车颠簸着驶过荒草坡，杨开慧稳稳坐着，双手反绑，目光却落在远处稀疏的枫叶。行刑队摆好步枪，刺刀泛着冷光。两声枪响后，她仰身倒地，鲜血浸透旗袍。午间传来“未绝气”的报告，刽子手姚楚忠带人折返，一声闷响，补射了那颗仍在跳动的心脏。

消息传到瑞金已是12月初。毛泽东握笔良久，只在纸上写下八个大字：“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墨迹尚未干，他便合卷而立，步出茅屋，任风吹皱旧棉衣。亲友想劝，却发现任何言语都显得空洞。

杨开慧的遗体被乡亲悄悄抬到棉花坡。洗净血污时，人们发现在她袖口缝着一页小纸，上书：“请掩吾身，勿惊吾母。”短短十字，既是女儿的体贴，也是革命者最后的克制。

许多人至今想知道，这位书香门第出身的女学生，为何能在刑场上淡定如常。答案藏在更早的岁月里：1901年11月6日，她出生时，父亲杨昌济正在日本求学。十四年后，她把不识字的母亲拉进衡粹女校，两人同桌听课。再过四年，她顶着众口非议，闯进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男生课堂，成了全校唯一的女旁听生。那些与新思想碰撞的日夜，悄悄铸成了后来在枪口前的从容。

1918年盛夏的北平图书馆，毛泽东端书立于窗前，背后是一排未熄的煤油灯。杨开慧推门而入，笑问他一句：“润之，书可借我？”青年男女的目光相遇，光影抖动间，故事的序幕便此拉开。两年后，他们在长沙清水塘22号的菜花地畔办起文化书社，一张八仙桌、几把旧凳，成了湘区党组织的早期指挥所。她剪短头发、拿起油印机，陪他写宣言、跑工棚、蹲村头。人们说她是“贤妻”，可她更像一把锋利小铲，主动铲开旧土，给新芽让道。

1927年“白色恐怖”骤起，夫妻只得分手。杨开慧当时写给毛泽东一信：“我不负时代，你莫负众生。”言简意赅，却压住了离愁。组织原本计划把她接往井冈山，路一再被封锁，她于是留守长沙地下。不到三年，孤身撑起一张严丝合缝的秘密交通网，掩护了上百名同志。事后有人统计，那张网最危险的几处节点，竟全由她一人承担。

陈玉英后来回忆，牢里最后一夜，杨开慧叮嘱：“孙嫂，帮我告诉润之，孩子们要读书。”说完，她摸了摸自己被镣铐磨破的手腕，轻轻发笑。那笑声不悲不惧，像清水塘春夜的蛙鸣。

如今，湖南长沙县东乡板仓，松柏依旧。烈士墓左侧是一座用朝鲜土壤封起的小冢——毛岸英的衣冠；右侧深处，是毛岸青与邵华的合葬穴。三座坟静静排开，仿佛母子相依。当地老人常说，晚风一过，松涛里仿佛能听见隐约的湘音：“海枯石烂，也不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