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傅作义带一名劳模向毛主席敬酒，主席：这位小同志是男是女

1952年6月下旬，汉口江滩的水位逼近警戒线，夜色里呼啸的江风裹挟着泥腥味，连守堤多年的老把式都觉得心头发紧。就在前一天，荆江南岸又一段护堤被冲出豁口，湖北、湖南交界的村民连夜转移。谁也不愿再重复“十年三大水”的旧梦，于是“分洪”二字在国务院会议上被多次提起，这条折中而艰巨的道路随即被拍板。7月初，水利部组建荆江分洪工程总指挥部，时年60岁的傅作义受命统筹技术与后勤。两个月后，30万军民汇集在楚天大地，拉开了抢险与治水的双线战役。

中南部平原的石头稀罕，大坝混凝土缺不了碎石。唐天际在工地上转了一圈，发现日进度严重落后，原因简单：大多数民工没摸过风镐，更别提“定点打、顺纹劈”这些技巧。就在众人发愁的当口，一名短发姑娘抡起十斤重的大锤，一块青石不到两分钟就被她敲成拇指大小的石粒，围观者看得直咂舌。姑娘叫辛志英，18岁，松滋人，祖父与父亲都倒在历次洪灾里，她不想让悲剧再延续。她琢磨出的“二人对敲、三人递筛”法，看似土办法，却把人均效率硬生生抬到每天一方以上——这在当时绝对是惊人数字。指挥部观察了两天，当即决定推广。

有意思的是，最先跟着辛志英学手艺的并非石匠，而是上百名家庭妇女。她干脆组了83个互助小组，把人分成打、筛、运三个环节，队里人人有活干，劳劲活巧劲活泾渭分明。工程节奏被彻底带起来，仅用25天，大坝封顶，比原计划提前半个月。唐天际在庆功会上把“碎石先锋”锦旗递到辛志英手里时，台下掌声接连不断。按照惯例，女民工这时应该回乡歇田，可这位短发姑娘却拦住县长：“男的能扛沙包，我也能；男的能堵浪头，我也能。”县长被她磨得没招，只能留下她继续堵坝。

8月的一场暴雨让刚合龙的大坝面临考验，夜里水位猛涨四尺。辛志英高烧38度，仍顶着雨爬上闸口，搬沙包、钉木桩，一口气干到凌晨，等她脱下草鞋时，脚面全是水泡。有人劝她回去，她摆摆手：“水退了再说。”工程保住了，她却在医务帐篷昏睡两天，醒来又钻回工地。堵坝任务完成，她又多得一面“堵坝英雄”旗和一头牛。

国庆前夕，总指挥部挑选两名劳模赴京参加招待会。唐天际提名辛志英，傅作义点头同意。9月30日夜里的京广列车摇摇晃晃，辛志英第一次离开家乡，揣着两面锦旗，一路兴奋得睡不着。傅作义见她拘谨，笑着说：“到了怀仁堂，咱可是代表荆江30万军民。”辛志英憨憨地点头，却没想到等待她的是一次鲜少有人经历的“特殊提问”。

1952年10月1日晚，中南海怀仁堂灯火通明，五彩流苏把大厅映得如同白昼。宴会进行到中段，傅作义领着两位劳模走到毛主席面前，举杯行礼。主席放下筷子，站起身，先与傅作义碰杯，又转而打量那位身穿灰色中山装、头发剪得利落的年轻人。主席微微一笑，用湖北口音半开玩笑地问：“这位小同志，是男还是女呀？”一句话把周围人逗乐了。傅作义忙回答：“主席，她是女同志，叫辛志英，荆江分洪工程的劳模。”主席朗声道：“好哇，新社会男女一样！把咱们的水治好，就是对子孙最好的交代。”那句“男女一样”重重撞进辛志英心里，她举杯的手微微颤抖，却把酒一饮而尽。

返回湖北后，她没有躲进安稳生活，相反，把两面锦旗和两头牛全部交到村互助组。1953年春耕，她牵头成立县里第一个农业互助组，接着升级为合作社并任社长。那是松滋有名的穷洼地，渍涝、旱缺轮番来，正常年景亩产不足两百斤稻。辛志英一口气拉出“五条沟、两条河、三道堤”的整治计划。社员们挖渠抬土足足干了十年，耕地面积翻倍，渍水基本排空，水稻亩产冲到四百多斤。外地考察的人常感叹：“哪像过去的冷洼沟，简直换了天地。”

1970年夏天，一场百年一遇的暴雨又把松滋泡成泽国，刚刚退水，第二年便遭旱灾。县里请示省里想建大型排灌站，无奈资金紧缺。辛志英自告奋勇：“缺钱，我去要。”副省长听完汇报，问她要多少，她脱口而出：“一百万。”对方愣了两秒，旋即答应可以讨论。几周后，省里批复到位，修渠、买设备、架高压线路一气呵成。为了盯工程，她长年蹲工地，最后落下妇科病，不得不做了手术。出院第三天，她就拄着拐杖站在取水泵旁，检查配电箱。有人劝她歇歇，她摇头：“机器不停，我可不能先停。”

1975年，她作为农民代表出席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周总理想调她去省水利厅任职，被她婉拒：“家乡水事，我还没管够。”此后数十年，参会、选举、视察，一个接一个，但她始终住在荆江岸边的砖瓦房。1999年，66岁的她办理退休手续，却把“每年汛期上堤巡查”写进个人安排表。乡亲们常见她拎着小马扎坐在堤顶，望着滚滚江水发呆，有年轻人问她怕不怕，她笑着回答：“水怕不怕人就看人怕不怕水。”寥寥十个字，道尽一生。

辛志英当年的短发早已花白，可村口那口用分洪奖牛犁出的水田，每年仍旧绿油油。走到田埂上，人们还能看到那块锈迹斑斑的木牌——碎石先锋。它提醒后辈：1952年怀仁堂的一杯酒，原来不光敬给领袖，也敬给千千万万与江河缠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