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HD、陪读、精卫中心，我拒绝了学校给孩子的“诊断” | 人间

我想对像我们一样惶恐的家长们说说，透过那只塑料袋，我所看到的世界。

配图 | 《我的影子在奔跑》剧照

2025年3月的一个早晨，我接到儿子小凯班主任老师的通知，学校要求我和丈夫两人一起到学校，与校长和心理老师面谈。

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我和小凯爸爸通完电话，含糊着跟单位请假后打车来到学校，被老师领进了一间安静的会议室。

校长表现得温和、坚定、专业，他说：小凯的年龄，非常关键，如果教育好了就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如果教育不好，可能就会错过黄金时期，更加不可收拾。

他希望我们能请假陪读，实地观察小凯的在校情况。最重要的是，要带小凯找专业机构进行咨询，越快越好。

自小凯一年级起，我便频繁接到班主任老师的电话和钉钉私信。

我和老公被老师的“突袭”吓成了惊弓之鸟。上班上得好好的，忽然便会收到一份热气腾腾的“前方急报”。

“今天小凯课间又违背校规，溜下楼去操场上玩了。”

“小凯上厕所时，用瓶子装水玩。”

“别人都在做眼保健操，只有小凯全程睁着眼睛。”

“小凯作业没交，本子忘在桌肚里。”

“小凯和几个男生在走廊打闹并下了楼梯。”（注：校规规定本年级学生只能在本年级楼层活动，无必要不得上下楼层。）

每次接到这样的“急电”，我的心情都无异于将在外收到朝廷的八百里加急，告诉你大本营弹尽粮绝，四面楚歌。而我们的心情却只能是 “为之奈何？！”路远迢迢，如何去救啊！与此同时工作也噼里啪啦接踵而至，就像一场暴雨，几秒钟就够把你的心情浇透。

可我只能咬牙继续工作，装作若无其事地发邮件、交表格、与同事social，只有自己知道忙完后焦虑得午饭都吃不下，每一桩小“诉状”背后都埋伏着漫长的善后：诚恳道歉，安抚老师情绪，表明解决问题的态度，克制情绪准备策略想好回家后如何从孩子口中还原真相，弄清原因，再向老师解释。大量的时间，糟糕的情绪，还有一大堆作业追在孩子屁股后面紧咬着不放。

面谈那天是个周一，阳光明媚，学校会议室多窗，两位校长、班主任和心理老师鱼贯而入坐在我们对面，班主任客气地给我们拿了矿泉水，阳光从她们身后的连排窗射入，气氛并不太紧张，甚至在一场长途奔波的终点，还有一点柔和和慵懒。

小凯的班上有好几个顽皮的男孩，我们并不是第一对被约谈的家长，后来知道，也不是最后一对。老师按调皮的顺序逐一喊话家长，这样想来，甚至有点公平。

流程是，班主任先讲述发生在小凯身上违纪的事实，有文字和视频的佐证，其中很多我们已经听过了。然后由心理老师补充。

心理老师是个年轻女孩，被委派暗中观察小凯，她用一种不失新鲜和好奇的口吻讲述她的观察。

除了讲到小凯的一些“不合时宜”的表达：如进老师办公室为了引起老师的注意大声说话，拽着门槛做出夸张动作。还谈到了他可能有些社交方面的烦恼。又说，小凯其实没有注意力缺陷，也很聪明，对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或爱读的书能安静地看很久，并且有很强的分享的欲望。小凯没有意识到心理老师是派来专门观察他的，反而与老师讲了不少悄悄话。

最后是校长的总结发言，重申纪律方面安全的考虑，比如小凯乱跑到操场上去玩，可能会引起一些安全隐患，班主任找不到人，要耽误时间寻找他，班上有那么多小朋友，也非常影响班级管理。

学校的顾虑，老师的难处，我们其实非常理解，也三令五申地跟他强调纪律、纪律、纪律。每天都像背口号似的，上学前必走一遍流程，“说一遍吧，什么不能做。”

“不能下楼去玩。”“不跟顽皮的男同学打闹。”“上课认真听讲。”“记得把作业带回家。”每次，小凯都信誓旦旦地答应。

每天回家，我们也都会问：“做到了吗？”小凯说：“做到了！”“真的做到了吗？”因为老师的“急电”已经板上钉钉地躺在我们的钉钉邮箱。

“为什么要撒谎？”“怎么就管不住自己的腿呢？”我们其实束手无策。

校方口中，没有吐出“ADHD”这个词，但校方的意图，我们心知肚明。

在此之前，我们已听说小凯班上有男孩被请家长，被要求陪读，那个孩子家斥资为他请了“影子老师”长期伴读。我们一边提醒小凯要引以为戒，一边尚且乐观地认为这些事不会落到小凯头上。因为那个男孩有较多的攻击性，也曾导致同学受伤，而小凯的违纪自始至终不带有攻击性。

我清了清嗓子，开始艰难地为小凯发声。我承认了小凯违纪的事实，承认小凯对学习的注意力不足，自控能力差，规则意识淡薄，承认一切孩子的问题都是家长的问题。我说：“我们一定会找出我们的教育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一定会做出改变。”可是，老师们真的觉得小凯有器质性问题吗？

校长和老师们沉默了。最后的结论是，专业的事还是交由专家去判断。要尽快。

我知道，逃是逃不过去了。

在朗读课文的声浪中，我们提前接到了小凯。

班主任已经告知了小凯面谈的事，小凯有点不安，但很快就表现出提前回家的雀跃，在我们眼里，显得格外“没心没肺。”

既然必须就诊，我决定不浪费下午半天的时间，立即在精神卫生中心的官网预约。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儿童心理咨询简直太热门了！预约满满当当排到了一个月之后，只有一位大夫剩最后一个号，我以抢演唱会的心态赶紧绑定小凯的信息，刷屏抢位，忙出了一头汗后，眼看着最后一个号消失了。

如果可以选的话，我并不想带小凯去医院确诊。早在小凯出生前，我就考出了二级心理咨询师证书，经历过两年的心理学学习。后来，我还出于兴趣还花钱学了几个感兴趣的流派。虽然没有专门研究过儿童心理学，但所谓“无条件的爱”“安全感和信任”“建立规则意识”“儿童成长的关键期”等等，我并非无知。

我尤记得讲到ADHD时我的老师告诫我们的，记住：一切孩子的问题都是家长的问题。切忌给孩子贴标签。老师淡然地说，哪有那么多ADHD，而且，确诊了又怎样，能改善这个孩子的处境吗？往往只会给他一种单一归因，都是因为我有病，我和别人不一样（当然严重到需要服药的情况除外）。

当时课上，我听得频频点头，只是那时我还不曾孕育生命，只有事情落到头上，实际面对一个孩子，我才发现点头和坚持，是那样的困难。

我一边和老公抱怨现在的孩子都怎么了，一边上小某书看其他推荐的医院，正规、有名的医院无不是预约爆满！最后，我刷到了浦东一家很偏远的医院，打电话去问，对方很爽气地问了小凯的情况后说：直接来，有号！

怕医院关门，我们打车回家取了孩子的病历本后，便一路飞驰直奔浦东。

出租车上，我俩怕给小凯留下心理阴影，除了有一搭没一搭地跟孩子闲聊，互相间默默地通过发微信讨论。

老公说：这医院恐怕不靠谱。

我说：“无论医院靠不靠谱，学校需要一个答案，靠谱的医院至少要等一个月可能还得托关系。我们得先拿出一个答案，也拿出一个态度来给学校。”

老公打出了一行字：“你觉得他有问题吗？”

我回复：“我不觉得。”

在我心里头是有一丝内疚的，在小凯一年级时，我听到学校的校规，内心是不以为然的，尤其是课间除了小便和接水不许出教室，中午必须在教室做作业，不许去操场玩。Playground，没有play，没有孩子，只有空荡荡的ground，那还能叫操场吗？

固然我从未教小凯违反校规，但我给他讲过我们小时候一下课就掐着表出去跳橡皮筋、爬木架、踢毽子，然后掐着表回教室上课；讲过午休的时间，大部分孩子都在操场上玩，或攀爬，或游戏，或打球，或散步聊天，只有篮球砸破了校长室的窗玻璃才会挨骂。

但我脱离了小凯今天所要适应的生存规则，直到警报响起才认真跟他强调规训，带来了诸多痛苦和不适。我不知我在心理学上错没错，但在现实中，一定错了。

车里，小凯还在哼小曲，靠到我身上问，“现在到哪儿去？”

我说：“去一个心理学医院，会做一些测试量表。妈妈学心理学的时候就学过，像抑郁自评量表啊，焦虑自评量表啊，都很常见的，是国际通用的，其他的就不知道还有什么，总之，去看看。”

阳光透过车窗照在小凯脸上，我看到的是懵懂和天真，有一点最近挨骂过多的倒霉，一个念头忽然回到我心上：今天，是他9岁的生日。原本，我们要在小凯放学后一起去吃烤鸭。

在这样一个美丽的，也本应该是美丽的日子，我久违地有点想哭，想抱抱他毛茸茸的脑袋。

医院有一个珠光宝气的名字，却坐落在一片如废墟般旧厂房的院子里。

我们先是误入了一家不知是中医还是西医的药房，然后被药房工作人员指着，找到了“厂房”深处的医院。

挂号，上二楼，就诊。

医生是一位上年纪的女性，眼镜垂到鼻梁，有点像韩剧中的婆婆，或80年代的班主任，一开口更是加深了这种印象。我的朋友中有非常温暖有力量的咨询师，我见识过个性风格迥异的咨询师人格，而这位大夫，给人的感觉更像是啄木鸟，按部就班地寻找“哪里有虫，哪里有错，哪里有问题”。

她提问小凯有无某某症状时，就像在抽屉下藏了本专业书，从ADHD的典型症状一一问起，准备对号入座，比如攻击性的部分，抽动的部分。但这些，小凯都没有。

医生大笔一挥，去检查吧，检查包括一大堆量表和脑电波。

老公问：“都做吗？”

我想了想说：“做吧。”

一付费，400多，全部自费，够吃两顿烤鸭。

我和小凯坐在医院狭窄的走廊上，肩并肩，走廊外头是工地上常见的塑钢搭建的临时房。量表是扫二维码在手机上做，有六七份，除了抑郁、焦虑，还有人格、睡眠障碍，儿童行为等等。有些题小凯看不懂，需要我翻译。读那些题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一起笑出声来。

“这是什么意思？”小凯问。

“啊，幻觉或幻听，或觉得有人要害你。有吗？”

“没有。”

肯定没有。这是测精神分裂倾向的题目。

“有没有觉得白天是一天中心情最低落的时候？”

“没有。”他只是一个最近不快乐的小孩。

这是测抑郁的，有一条标准叫“昼重夜轻”。我解释给小凯。

脑波测试，在一个小房间，需要小凯独自进去，刚开始他有些紧张，就像第一次独立做b超。出来后说，没有什么感觉。

我们坐在走廊等报告，我给他读《哈利波特》。半小时后，我们才拿着报告回到诊室，啄木医生刷刷翻着脑波报告和量表说，还是要以脑波报告为准，量表只能作为参考。我心想，这不对，脑波报告很可能靠不住，而量表的信效度虽然有限但毕竟是国际通用的。

终于来到了诊断：“孩子有一点多动的症状，可以配合药物治疗。”

这句话我听懂了，有一点多动的症状，或有一点多动的行为表现，并不等于确诊ADHD。就像每个人都可能有抑郁情绪，而并不能确诊抑郁症。我松了口气，心中暗暗感谢这个珠光宝气的医院，感谢啄木鸟医生还是守住了基本的底线。

“一定要吃药吗，不吃药会怎么样？”老公在旁小心询问。

“不吃也可以，再观察观察。”医生说，随即话锋一转，“也可以试试我们这边的脑波疗法，很先进，没什么副作用。”

我心中暗笑，让小凯接受脑波治疗之前我应该先去烧掉我的二级心理咨询师证，我还没有走投无路丧心病狂到投靠伪科学。一份价值四百的答卷给学校，已经够了，我不会再多花一分钱。

厚厚的量表和脑波报告扫描件换来了老师的一句“收到”，这是我们和小凯的一张缓刑判决书。

前途依然充满迷雾，如果小凯的情况不改善，我们中必须有一人迫于压力请假陪读，谁能够请得出那么多假？工作怎么办？钱怎么办？

如果请影子老师，我上网去查价格，发现一位影子老师的月薪几乎等同我们一个人的月薪，无论怎么选，都是家庭收入减半，焦虑几乎把我们拖垮。

理智上，我相信小凯“没问题”，但出于一种奇妙的心理，又似乎始终无法“确信”。

我开始频频上网搜索，在一大堆引流科普帖和卖药软文中，打捞A娃家长分享的一手资料，有时候是在评论区。结果发现，大量的像我们一样的家长，上网对号入座或排除嫌疑，一遍遍地寻找着确信或安慰。

如何破局，我们的答案是：搬家。

之前我们和小凯外婆同住，外婆除了事无巨细地关心小凯的一日三餐，饮食冷暖，更关注他的学习，小凯很小就识字了，归功于外婆从小在街头路上一点一点教。外婆也有很多新颖的教育理念，如：鼓励式教育。

但在孩子的教育中，有三个人需要来回沟通，本就是一件令人疲惫的事情。

对孩子来说，做错一件事会同时引爆两三种不同声音轮番轰炸，实在太过嘈杂。作为家长，每个人不可避免地都有控制欲，但三个控制欲，无论如何都太多了。

孩子没有一点点独处的时间，没有一点点自由安排的可能。

另外让我难受的是，每次我们带孩子出去郊游或旅行，外婆都提醒务必寓教于乐，总之就是：一定要学到点东西。

有一次，我们给外婆发了几张小凯朔溪打水枪的照片，引发了一场家庭大战，外婆怒斥“这么大的孩子不该干这种没营养的事情！”事后，我们再也不敢发回“纯玩”的照片，也不敢告诉外婆今天是带小凯出去“纯玩”了。

原本在生活中，我是个很有松弛感的人，年轻时人送外号“淡定姐”，但被小凯外婆打满弹幕，随时丢来差评和指正的生活中，我变得紧张、焦虑、易怒，必须依赖药物才睡得着觉。

离开外婆是另一场艰难的战役，老人的受挫、不舍，和注定伴随而来的孤独。但难得的是，我原以为需要做出的很多拉扯并没有发生，我只是罗列了小凯的情况，告知一旦请假陪读生活将无法继续，老人就点了头。对小凯无条件的爱让她放下了自己。

我们在第二天就直接搬进了一家商务酒店，这能让我们和外婆隔离开来，也方便我们在离小凯学校更近的位置看房找房。

白天工作，晚上我在酒店辅导小凯作业，老公出门找中介，初筛出靠谱的房子，挤时间带我和小凯去看，与此同时，老师的钉钉轰炸仍然保持着日均一次的频率。

高强度的劳碌下，我病倒了，发烧39度后，我终于向单位请了一天假准备在酒店补觉恢复体力。

而恰恰在这天，从一大早我就收到老师的信息，每一两小时一条，全天播报小凯的情况。

“不经允许把美工刀带到了学校。”

“不经老师同意动了讲台上的红笔。”

“回头和同学说话。”

“不完成作业在发呆。”

我无法入睡，望着酒店的天花板头痛欲裂，那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天。烧还没退，我就又坐上电瓶车去看房。

那段在我看来无比狼狈的日子，只有小凯充满了兴奋。

中介给我们看到房子，我一次次失望，一次次在心里摇头叹息否定。可无论是怎样装修老旧、门窗霉烂裂缝、灰尘满地，对小凯来说都是全新的探险地，每一次推开单元门，他都欢呼着跑在我们和中介队伍的最前面，三步并两步，把“跑六楼”看成一场激动的竞赛。

我总是问小凯：“住在这里好不好？”

小凯每次都激动地回答：“好！”

我们终于找到房子安顿下来。

房东的家具十分劣质，廉价的挂画，短路劣质冒烟的灯具，单薄松动的茶几和椅子，充完电拔下插头，居然把整个插座都从墙上拽下来，可这已是我们能找到最好的房子，租房亦是不小的开销。

关于搬家，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为了节约钱，婆婆给了我们一个旧床垫。从她家到新房路不算远，不值得叫一趟货车，我和老公就把床垫用布包起，扎上绳子，两人一前一后走在马路上，一拖一拽，蚂蚁搬家似的把那个床垫搬回家。

结果晚上睡上去才发现，床垫早已老旧不堪，垫面坚硬无比，里面的弹簧突出，每一根都不屈不挠地硌着骨头，简直是个刑具，根本不值得费那么大劲把它搬过来。

还没来得及容我们在新房喘口气，老师再次发来信息，说学校出面在精神卫生中心给小凯预约了专家号，让小凯请假半天去就诊。我们心里虽不情愿，也不得不再次向单位请假。

预约时间是下午一点，我们提前半小时就到了。

走进就诊大楼一楼，大理石走廊宽阔却幽暗，有限的座椅早已被排队的孩子和家长坐满，更多的人站着，患者有小朋友，也有青春期的大孩子，陪伴者有父母，有老人，不少是全家出动。医生的名字迟迟未出现在房间门口的显示屏，只偶尔开门让新的患者进去。老公说他负责排队，让我带着小凯坐在门外的草坪上看书。

草坪只有小小一块，栽着云杉，天空碧蓝，我们读了一会儿书，便有一个女人打着一把伞走来，坐在不远处的台阶上开始哭，现在想起来那应该不叫哭，是人类在生活完全倾覆后才会发出的哀号，尖利、无序，让人心生悲凉。有个男人过来站在她身边，不太像安抚，似乎就是等着，等她什么时候结束。不知是儿子，还是丈夫。

我们等了足足两个小时后，老公出来说，问了总台，原来那位专家今天有事取消了门诊。

我去楼里上了个厕所，出来时从台阶上结结实实地摔了下来，发出了非常实心的闷响，把经过的路人都吓了一跳。楼门口仅有三级台阶，虽然其中一级有个很小的缺口，但我并不觉得那是我摔跤的原因。

小凯急得叫起来，缩手缩脚地想拉我要看我的伤，我慢慢爬起来，发现磨破了膝盖和手心，胳膊肘吃力最多，渗了不少血，但没有骨折。

下午三点，精卫中心门口，阳光仍明媚。我们三个人，难得聚在一起，放下工作、放下功课，沐浴着工作日下午三点的阳光。我的胳膊肘火辣辣，但这一天还没有被毁掉。

我对老公说，剩下的时间我们去买个新床垫，今天回去，一定要把那个旧的扔掉。

于是，我们先去药店买了瓶碘伏处理我的伤口，接着去了宜家，买了新床垫，也买了宜家的冰激凌。

转变是何时来到的呢？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它到来时我们一定不知道。

也许是决定搬离的那个瞬间；也许是外婆点头的那一刻；也许是看房子时小凯的快乐冲淡了灰色的感觉，提醒我们生活仍值得过；也许是那次莫名其妙的摔跤，那张好不容易搬进屋又好不容易才扔掉的床垫（没想到大垃圾这么难扔，小区只有一处可以扔）。

也许早到在面对学校时，我想着“要为小凯争取一下，他并不是那样的孩子。”

两周后，老师再次发来信息，说学校给小凯重新预约了专家，相信这次能顺利就诊。

我和老公商量了一下，决定坚持，我们不再去了。

我给老师打了电话，告诉老师这段时间我们家庭做出的巨大改变，说了这阵子频繁请假的难处，希望老师能给小凯多一点时间，老师承认已在小凯身上看到了变化。

到了学期末，小凯“离谱”的违纪一件件消失，钉钉的铃声不再响起。

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是，老师对小凯改变了态度，之前只要他不影响纪律，不影响他人，干啥都行。后来她开始提醒小凯专心学习，关心和反馈他的成绩。而我们的焦虑也变成了如何改善孩子的拖拉磨蹭。

现在想想，比起差一点要“陪读”焦虑，比起天天想着是否给孩子“确诊”的惶然，这已经是上到全新的台阶了。只是家长嘛，永远是不满足的。

这当中我们有幸遇到了支持。一位经历过和老人分居的朋友，给我讲了她家娃的成长和改变，坚定了我们的决心。还有过去给小凯补过课的老师，率直地表达：“我教过那么多孩子，你们相信我，小凯一点问题也没有。”

这位老师的话后来也让我们受益匪浅。她说，孩子需要一个平静的、能够容纳他自己的空间。比如做作业时，那不应该是一扇随时都可能被打开，有人冲进来的门。孩子需经常和他自己待一会儿。

现在有时我还会上网搜一下ADHD的信息，我反而接受了小凯可能带有一些A娃的特质，当然也可能是纯粹的顽皮，不管有没有，对A娃好的，咱也试试。

网上有很多注意力训练的小游戏，但最自然的还是运动，运动总没错！暑假期间，我带小凯试听了羽毛球课，他很喜欢，立即就报了课。教练风趣幽默，打球的时光很快乐，体验进步和“打败爸妈”让小凯更有冲劲儿。

十一假期，我们没有离开上海，没有花钱去外地旅游，而带着小凯往郊区跑，去公园，去野地，就是纯玩。我们还抽出其中一天让爸爸带着小凯体验送了一天的外卖，两人赚了一百多块钱。

小凯热衷于机械，酷爱飞机，我原先就给他买过不少飞行书，如今他说想自己设计跑道，我就在网上下单了最大的A0纸（A0尺寸的纸张），铺在地上让他画。收到这一卷大白纸时，小凯的眼睛都亮了，我忽然明白这十几块钱的白纸也许比多么昂贵的礼物都有价值。

他最爱去机场附近的一座桥上看飞机起降，只要作业做完，我们就带上单反相机带他去看，这样“无聊的、不花一分钱”的小活动，让他乐此不疲。那座桥上也时常聚集着同龄的小航天迷们，陌生的朋友很快聊到一起，谈机型、谈风向，谈跑道进近灯，谈各自的见闻。

在新家的一角，我给他随便指了块地方作为“阅读角”，只要干完既定任务，他就蜷在沙发上阅读。休息日的一大早，他不吃早饭就读得津津有味，上学日的晚上，做完作业，他更是读得忘记了时间。

享受到“自由”的小凯，开始主动在校内完成作业。虽仍有拖拉，但对比之前的表现天差地别。而我们也会“说到做到”，在周一的晚上带着抓紧写完作业的他去附近球场打一场球，或在作业很多的周末去公园野营，在树荫下支起桌子让他写完作业后去玩。

不光是小凯，连我们也再一次感受到了生活的欢乐和灵动，每次动脑筋在有限的时间里创造和寻找乐趣，成了我们三个人的大冒险。

关于“确诊”的担忧一下子飘得很远。

有时候我会想，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小凯、老师、校长、医生，谁是对的呢？也许让小凯去“确诊”是非常荒唐的决定，可也许正像校长所说的关键期，而小凯只是安然度过了。无人知道答案。

就像台风天的一只塑料袋，它随时可能飘来蒙住你的脸。飘走后，留下了一段失控窒息的记忆，一丝劫后余生的庆幸。而我，想对曾经像我们一样惶恐着的家长们说说，透过那只塑料袋，我所看到的世界。

回想小凯的九岁生日，那感觉不像是大半年前，像在无人获知的黑夜踏过刀山，蹚过火海，但仔细回味，又像是录像带加速，一晃而过，音声都变了形。那天在我们内心留下的一地坑洼，像绿化带的草皮一样迅速卷起，早有下一季的东西在等着要种，为人父母的世界大概都如此。也许在小凯的记忆里，故事会有着另一种书写，我无从求证。

编辑丨Terra 实习丨赵阳

浅浅

生活才是编剧大师，我只是听写了它的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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