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丈夫前妻还活着，陈少敏主动要求离婚：她此刻更需要你的安慰

1937年初春，延河水面上还有薄冰。窑洞里却因为党校开学而热闹非凡，来自各地的青年干部用半生不熟的陕西腔互相打招呼。就在这种嘈杂里，已经历过两次生死考验的陈少敏悄悄整理笔记，她知道新的征程又要开始。没有人料到，一封迟到的书信将把她的人生再度推向抉择的十字口。

时间往前推七年。1930年3月，任国桢抵达青岛，受命重建被破坏的山东省委。为掩护身份，组织让陈少敏与他假扮夫妻。白天，她在打蛋厂当工人，夜里，两人抄写传单、接头联系。假戏很快成了真情，陵阳路那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屋子同时是“家”和“省委”。任国桢体弱，却非要推着人力车打入工友内部；他咬着牙跑码头，汗水湿透棉衣。陈少敏几次想劝，都被一句“这是工作”堵了回来。年底，任务完成，他们调往北平，贫寒依旧，却多了腹中的新生命。

厄运随即降临。1931年11月13日，任国桢在山西太原被阎锡山秘密处决，年仅三十三岁。噩耗被组织按下，直到孩子出生后才告知陈少敏。她沉默一夜，第二天托同志买票，把八个月大的女儿送回湖北老家。几个月后，幼女又因麻疹去世。丧夫丧女的双重痛击没能击垮她，她换了姓名，重新潜入津浦线沿途城市继续联络工运。那个阶段，枕边只剩一张任国桢的黑白照片。

1937年3月，陈少敏到延安党校学习。战火逼近，许多省级干部也被抽调上课，涂正坤就在其中。涂家世代贫苦，他早年参加革命，在赣东北、湘赣边多次突围，被敌人悬赏通缉。他的父母先后遇害，他自己也差点死在清乡围剿里。共同的经历让他和陈少敏只用了几次讨论课，就把彼此的宿命交织在一起。延安的婚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一张登记表、几句口号，随后两人便分别奔赴湖南、鄂中。

临行前两日，意外发生。邮差送来一封外地平信，厚厚三页毛边纸，落款是“刘瑛”，那正是涂正坤失散多年的前妻。她在信中回顾了被保安队击散后的逃亡：翻山越岭，靠野菜充饥，靠一句“活着见老涂”硬撑下来。信写得真挚，连标点都带着颤抖。陈少敏先看到信，读到末尾时，她轻轻自语：“这姑娘没别的依靠了。”

那夜灯芯燃尽，她还是没合眼。天蒙蒙亮，她提着半篮鸡蛋、两斤高粱酒走进涂正坤的窑洞。饭桌收拾妥当，她递上那封信，只说一句：“慢慢看。”窑洞外寒风呼啸，洞内一片死寂。涂正坤读完，手指发抖，豆大的泪滴砸在纸上。沉默许久，他哑声问：“怎么办？”陈少敏把茶盏推过去：“先吃口水，再去办手续。她比我更需要你。”

下午三点，组织派人陪同，他们在中央党校行政处写下一份离婚协议，没有一句埋怨。陈少敏在签名栏落笔时，手很稳。办完手续，她拎包下山，赶夜路去华中办事处报到。同行的交通员后来回忆：“她一路没回头。”

1939年底，华中敌后战局吃紧。陈少敏和李先念在鄂豫边区组建抗日游击队，拿下一连串恶仗。李又唐八个大队被全歼，新街战斗又干掉百余日军。乡亲口口相传一句顺口溜：“陈大姐一到，老百姓开门睡觉。”日军情报里也出现对这位女指挥员的描述——“黑夜里马到枪响，难以捉摸。”

1946年整军，陈少敏随中原野战军突围，后改归华东野战军机关。她行军从不骑马，总与担架队并肩；一口水壶，先给伤员。战士私下议论：“这才是铁血里的温柔。”

新中国成立后，她出任国务院纺织工业部部长。当年北平街头给人缝衣裳的女工，如今要统筹全国纱锭布局。工人代表到北京开会，她常把人拉到食堂一起蹲凳子，“咱当年就是这么吃红薯干的”。一句话拉近距离，比长篇报告更有效。

1962年春，她回鄂中老区调查。吉普车驶到小镇口，她坚持下车步行。沿街摆摊的老人抬头认出，惊呼：“陈大姐来了！”人群一拥而上，警卫紧张想隔开，被她摆手制止：“老乡的手比我的枪管热。”短短一句，把昔日烽火和此刻乡情连成一线。

晚年，她依旧保持简朴。卧室墙上挂着任国桢的遗照，桌上放着涂正坤的烈士证。有人问她是否后悔过那场主动离婚，她摇头，用极轻的语气答：“革命不是写小说，幸福要让更多人分享。”

1978年，她病逝北京，终年七十四岁。整理遗物时，工作人员发现那封刘瑛的来信被夹在日记本最前。纸已泛黄，字迹依旧清晰，仿佛在提醒后来者：忠诚不只献给理想，也可以化作成全他人的决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