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毕业于清华的抗日少将，被俘后日军向他敬礼，却惨死国人手中

1945年8月17日，仰光近郊的战俘营外烈日炙烤，竹篱里传来急促脚步。一个日本宪兵猛地立定，举枪行礼，敬的不是上司，而是一位衣衫褴褛却昂首阔步的中国军官。那人正是齐学启，新38师少将副师长，清华毕业生。日军整整拘押了他三年，直到此刻依旧不得不正视他的气节。

敬礼的背后藏着波折。三年前仁安羌一役，新38师以伤亡两千的代价救出七千多英军，一战轰动英美。可是胜利之后的撤退并不浪漫。临近伊洛瓦底江，十几名重伤员还躺在路边哼声连连，摩托车、骡马早已被派去运粮。齐学启把急救箱一扔：“走？那我算什么长官！”队伍走远，他留下护理伤兵，最终被追击的日军包围。缴枪时，他摘下肩章掷地，冷冷一句——“士可杀不可辱”。

说起这位少将，不得不回到1914年9月的北京。那年清华学堂录取榜上，一个湖南宁乡少年名字格外显眼。齐家五个孩子，唯独这个独子最调皮，可父亲齐璜认定“男儿志在四方”，硬是送进清华，学费靠自己教书补贴。图书馆、操场、辩论厅，九年里齐学启几乎把日子拆成两半——白天钻实验室，夜晚练马术。1919年的校门口，他和孙立人一起高喊“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警察棍子甩下来，两人肩并肩扛住，一段兄弟情就此结下。

1923年夏天，齐学启远赴美国诺维奇军校。父亲千叮咛万嘱咐“读冶金才有出路”，他却挑了骑兵专业。原因很简单：“想救国，先得会打仗。”枪术、爆破、骑射样样拿手，毕业时拿了全校综合第一。也正是在异国课堂，他尝尽白人学生投来的傲慢目光，这股子憋屈成了他后来拼命练兵的火种。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机轰炸上海上空。齐学启率宪兵六团钻进火海，巷战足足打了半个月。硝烟散后，部队改名上海保安二团，任务却从看城防改成捉特务。有人笑他“从沙场英雄变市井捕快”，他不以为意：“守得住老百姓的安宁，比什么头衔都值钱。”

淞沪会战失利，他随孙立人赴长沙，受命组建缉私总队。规章是他亲手写，刺刀操亲自示范，甚至给每个连配备锅灶，理由通俗：“吃不好，仗打不长。”一年后，这支队伍换装美械，被定名新38师。飞虎队教官到贵州观摩，直说“训练精度不输美军”。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骤起，英军在缅甸连连失守，滇缅公路岌岌可危。次年1月，新38师跨过野人山，空气湿冷得像刀。仁安羌救援战，齐学启带第三营抄侧翼，夜色下潜入敌后，一通急袭砍断日军交通线。48小时后，七千被围盟军全部突围成功，英军战地司令握着他的手反复道谢。报纸盛赞“东方传奇”，可传奇的代价是数百士兵再也没能回到队列。

撤退途中，齐学启与主力失散。5月初，他与十几名伤兵被日军第56师团捕获。审讯里，日本军官递来软椅、香烟：“只要写下效忠皇军，立即送您去东京当顾问。”齐学启冷笑，把香烟折成两截扔地上。有人记得他那句话：“活着对不起军魂，死也要死成个样子。”日军少佐愣住，终于拔刀行礼，一鞠躬，才命人押解。

仰光战俘营环境恶劣，热带雨水把稻草床泡得生虫。日军故意放纵十二名汪伪人员做“监工”，鞭子、竹签、烙铁样样用足。齐学启常被架去挑砖，然后写《孙子兵法》给被俘官兵背诵，鼓气说：“再熬几个月，援军就到。”有人被打得昏死过去，他脱下仅剩的衬衣撕成绷带。难友后来回忆：“挨打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了希望，他给了我们希望。”

1945年8月，日本战败前夕，汪伪“监工”们惶恐不安，唯恐来日被清算。15日夜里，他们闯进齐学启囚室，匕首划破被单，朝胸口连捅数刀。次日清晨，日军巡逻才发现血迹，却故意拖延治疗八小时。45岁的齐学启失血过多，生命定格。同行的美军军医记录一句：“被自己人杀死，比战场阵亡更让人寒心。”

抗战胜利的钟声响起，新38师在孟拱复整完毕。孙立人四处打听，9月初终于将遗体迎回长沙岳麓山，亲手置棺，抚棺哽咽。国民政府追授陆军中将，湖南各界凑钱竖起花岗岩墓碑。可惜十几年后兵燹频仍，碑石毁于风雨。

1955年，孙立人在台湾被软禁，行踪受限，却一再托友人写信回大陆：“齐兄墓若倒塌，请代为修缮。”他自己几乎没什么积蓄，还是通过教书稿费募得六千美元，转至长沙。1990年春，翻新的墓园完工，青松掩映，石阶新砌，奠基石上刻着“共学共死”四字——这是他当年与齐学启在清华宿舍墙上留下的誓言。

2014年，长沙市将墓地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揭碑那天，孙立人的儿子孙天平、齐学启的外孙以及多位抗战将士后代齐聚岳麓山。山风掠过，众人脱帽肃立，《新一军军歌》缓缓响起，歌词依旧铿锵：勇往直前，精益求精。这歌声与山林回响，也在提醒后来者——那位倒在仰光竹棚里的少将曾经真实存在，他把清华园的书卷气带进战壕，又用45岁的青春扛起“士可杀不可辱”六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