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年陶斯亮公布一则真相：石来发不是蔡协民的儿子，后另立复姓

2008年6月27日清晨，北京的报刊亭刚刚开门，一则看似普通的署名文章迅速被读者传阅。署名者是陶斯亮，内容却直指一桩尘封七十多年的身世谜团——石来发并非蔡协民之子。这一年距曾志逝世已整整十年，距石来发驾鹤西去也过了七年，然而事件的根却要追溯到1928年的湘赣边界。

那时，国共武装对峙已趋白热。井冈山根据地被迫转移前夕，24岁的曾志怀着身孕仍在医院值守。3月下旬的某夜，她腹痛难忍却找不到产婆，只得咬牙挺过三日三夜，才生下男婴。孩子初啼声刚落，枪声又起，为免连累医院，师部一名姓石的副连长主动帮忙联系山下村民代养。孩子因此得名“来发”，寓意“带来转机”。

井冈山失守后，副连长夫妇罹难，来发随年迈的外婆逃向深山。6岁起，要饭成了每日功课，别人给一口冷饭，他便添一把柴火换点热气。若不是后来放牛时遇见红军联络员，他很可能就此湮没乡野。

1949年夏，广州解放。时任广州市委组织部部长的曾志借“解放区烈士遗孤登记”之机，大规模寻找失散儿女。档案里出现一个信息：江西茶陵，有位青年自称懂得红军密码歌。曾志派人核实，对方正是23岁的来发。他坚称“母亲早亡”，直到看到曾志递来的乌黑小布鞋——这是难产后她唯一给儿子留下的物件，来发沉默良久，轻声道：“鞋底的针脚我记得。”认亲就此尘埃落定。

1964年，根据部队统一管理烈属的做法，来发随继父姓，改名蔡石红。他在井冈山林场工作，娶妻生子，日子虽清苦却安稳。遗憾的是，有关他生父的线索始终是一片空白。曾志对此讳莫如深，偶有人提起，她只说：“都是革命后代，别深究。”

转机出现在1988年。77岁的曾志携女儿回到湖南郴州，欲寻夏明震烈士遗骨。墓地已筑成公路，只剩一撮旧土。那天黄昏，陶斯亮陪母亲在公路边静坐良久，直至夜色淹没山影，母亲才缓缓说出一句：“他和来发像。”陶斯亮怔住，却没再追问。

1998年3月，湘南起义70周年。郴州市为夏明震在东塔烈士陵园立碑，陶斯亮代母出席。祭奠完毕，她向身边的史料员提出一个尖锐疑问：夏家五英烈是否绝后？史料员摇头称不详，这句话像根刺卡在她心头。

同年7月1日，曾志安葬井冈山小井红军医院旧址旁。遗体解剖、骨灰无仪式，一切从简。守墓那夜，陶斯亮翻看母亲留下的80只装工资的信封，夹着几张泛黄照片，其中一张是来发童年时的侧影，眉眼与夏明震几可重叠。她再也按捺不住。

1998年9月，她携照片赶赴井冈山。“哥，我要告诉你一件事。”陶斯亮在他家狭窄的堂屋里开门见山。听完来意，来发沉默地抽了半支烟，只回一句：“要证据。”双方随即联络湖南夏氏族人、调阅当年红七师营级日记。日记中写明：1928年4月，红七师卫生队难产妇一名，丈夫为师直辖营长夏明震。多方印证，事实渐趋清晰。

1998年10月1日，井冈山秋风劲吹。来发带着长子，在夏明震碑前恭恭敬敬三叩首，“父亲，我回来了。”他没有更多言语，只在祭文里写下八字——“夏家血脉，薪火不绝”。

此后，族谱修订成了必须完成的手续。石、夏两姓分属不同支脉，既要尊养父，又要昭示生父。地方民政部门请示后批复：可以组合复姓“石夏”。从此，中国户籍中多了一个崭新复姓。来发一对儿子随父而改，成为石夏氏第一代。

2001年2月，石夏来发离世，终年73岁。墓碑正面刻“石夏来发”，背面双列小字，左书石氏养恩，右书夏氏血缘，既不失对养父母的感念，也让夏氏后人有了寄托。

到2008年，陶斯亮才选择公开真相。原因无他，老人俱已故去，不再牵扯任何现实利益，更重要的是夏家五英烈的史料需要补缺。她在文章末尾留下一句评语：“复姓石夏，是历史与人情的折中，也是对两段牺牲的双重纪念。”这句话迅速在学界引发讨论，多年未解的夏家后裔问题由此尘埃落定。

有意思的是，自石夏复姓录入公安系统后，全国又陆续出现二十多位同姓公民。他们多半因崇敬夏氏英烈，在孩子取名环节主动申请。民政部门起初颇为惊讶，后来索性建立“石夏”专项档案，方便族谱查询。

放眼今天，石夏家族共有五代、二十余人，主要分布在江西、湖南山区，仍有人守着当年红军栈道搞林业，也有人走出大山求学，但每逢清明都固定去东塔和井冈山两处献花。祭扫不摆花圈，不放鞭炮，只用最普通的松枝。长辈总叮嘱小辈一句：“记住两家人的恩。”

试想一下，一桩跨越七十年、横跨三姓的身世谜团，得以在一篇千余字的报纸文章里划上句号，既靠档案，也靠当事人的坚持。时间拉得再长，真相总有浮出水面的那天。曾志当年的顾虑与陶斯亮后来的披露，看似矛盾，其实都是为了同一目的——让牺牲者的名字真正延续下去。

值得一提的是，石夏复姓的出现，为研究中国姓氏演变提供了罕见案例：它并非出于血缘合并，而是革命历史与伦理情感共同作用的结果。对那些研究近现代革命史的人来说，这几页族谱补正，或许比任何颁奖词都更具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