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的新年之梦——《东方杂志》的一次集体想象

1932年11月1日，上海《东方杂志》寄出了约莫四百封征稿函，一场名为“新年的梦想”的征集活动，就这样在风雨如晦的时局里悄然启幕。

主编胡愈之在信中写下肺腑之言：这是个“昏黑的年头”，东北沦陷，家国飘摇，现实生活满是紧张与憋闷。可即便身处这般困顿，人依然该守住做梦的权利——“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

杂志只抛出两个问题：一是你梦想中的未来中国，该是何等模样？二是你个人生活里，藏着怎样的期许？

最终，百余位作者提笔写下了两百多个“梦”，巴金、冰心、叶圣陶、柳亚子、郁达夫、胡适、朱自清、林语堂……这份名单，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最活跃的知识分子群体。这，堪称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次罕见的公开集体想象。
这些梦想里，最鲜明的底色，是对社会图景的重构与畅想。

冰心笔下，是一个消弭了国界、阶级与剥削的大同世界，人人劳作，人人共享劳动的果实；柳亚子与郁达夫的构想则更为彻底，他们期望废除私有财产，消弭阶级分野，甚至终结一切竞争，勾勒出一幅高度理想化的乌托邦图景。

相较之下，叶圣陶的梦想显得格外克制而踏实：他盼着人人有饭吃、有工作做，却格外强调，碗里的饭绝不能沾着别人的膏血，手中的活更不该只为填满少数人的肚皮。这份“最低限度的正义”，稳稳扎根在现实生活的土壤里。
在众多“社会之梦”的洪流之外，还有一类梦想常被忽略，却分量十足——那是深埋在字里行间的法治之梦。

《人民晚报》编辑宓汝卓直言，未来的中国当“许言论绝对自由，决不讳疾言医”；大夏大学教授梁园东则提出，理想的社会不该以政府为绝对中心，政府至少该是一个“不怕人讲话的政府”。

马相伯老人更是以长者的远见，系统勾勒出一个民治与法治并行的国家蓝图：既非一党专政，亦非简单的两党轮替，而是以根本大法为基石，切实保障人民的身体自由、财产权利，以及言论、出版、信仰的自由。

这些文字在今日读来或许不算激进，可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已是振聋发聩的制度想象。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醉心于宏大的社会蓝图。

胡适的梦想带着几分自嘲的意味——他希望能住进一所“理想的牢狱”，从此不问世事，只埋首于读书写作；还有不少作者，将目光投向了田园，向往着远离政治纷扰的乡居生活，耕读传家，安稳度日。

更有人干脆拒绝这场“造梦运动”：俞平伯坦言自己“没有梦想”，茅盾则直言梦想是危险的，他宁愿俯身向下，直面沉甸甸的现实。
这场集体造梦的盛宴里，独独少了鲁迅的身影。

1933年元旦，收到《东方杂志》的特刊后，他很快写下《听说梦》一文，作为对这场活动的回应。

鲁迅并非不理解编者的苦心，可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许多人都梦见了“大家有饭吃”的大同世界，梦见了人人平等的无产阶级社会，却很少有人梦见，通往这些光明图景的路上，必然要经历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与酷刑。倘若回避了这些必须付出的代价，再完美的蓝图，终究只是一场镜花水月的幻梦。
回望1933年的这场“新年之梦”，它更像一份沉甸甸的时代精神档案。

有些梦想，随着岁月流转与社会发展，已然部分照进了现实；有些设想，则因历史条件的制约与路径选择的差异，始终停留在思想的层面。

但无论这些梦想是否成真，字里行间都镌刻着一份珍贵的勇气——在那个危机四伏的年代，一群知识分子敢于公开讨论制度、权利与未来的勇气。
倘若今天，再有一本杂志向社会征集“新年梦想”，参与者或许会比当年多上百倍，表达也会更加多样而丰富。

只是，这般多样的梦想，是否还能被允许以各自的姿态自由生长？这答案，恐怕早已不完全取决于做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