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八月三十一日的夜风,从汕头外海掠过码头,带着潮湿的咸味灌进博爱医院的病房。潮汕城里灯火已稀,街角偶尔传来脚步声,透露出紧张气息。三天前,南昌起义部队在撤向潮汕途中遭遇围追堵截,身为前线指挥员的陈赓右膝中弹,断裂的膝盖骨让这位黄埔一期生动弹不得。简单包扎后,他被抬进这家日本医生主持的医院。
上战场至今,陈赓的伤口不知缝过多少次,但这回情况最糟。医生说至少要静养四十天,才有可能重新站稳。外科手术后的骨骼被钢板固定,稍一用力就会撕裂伤口,他知道想靠双脚离开医院几乎没有希望。
九月一日清晨,潮汕商埠还没苏醒。陈赓醒来时,床头的钟表指向五点。护士例行更换药水,他紧抿嘴角,没让一句呻吟漏出,像往常一样与疼痛相处。午后,熟识的卢冬生匆匆闯进病房,神情慌乱,额头汗珠滚落在木质地板上。“敌军已经进城,医院是他们搜查名单里的第三个地点。”他压低嗓音,仍难掩颤抖。
陈赓皱眉,只用了半个呼吸便判断:自己跑不了,拖着弟兄只会两人全折。他抓住卢冬生的手,眼神坚定。“快走,再犹豫就晚了。”卢冬生咬嘴唇,仍不肯松开。陈赓脸色一沉,“你要看着我被一起抓?”那声低喝像当年黄埔操场上的口令,逼得卢冬生别过脸,留下“老陈,我拖不动你——”一句嗫嚅,转身跑向走廊。
留在病房里的陈赓把手枪推进枕下,闭目躺平。呼啸的心跳声盖过窗外喧闹,他反而生出少见的从容:若真难逃一劫,就让对手自己来拿。
脚步声沿走廊逼近,木门却未被推开。相反,一阵轻细的布料摩擦声贴在耳畔。“别出声,跟我走。”女声低而急。陈赓猛地睁眼,只见那位平日少言的护士弯腰靠近。他盯着她的眼睛:“你想干什么?”话音刚落,对方已将折叠轮椅推进床边,抖开一条床单盖住他满是石膏的双腿。
护士没有多解释,麻利地拆下吊瓶,切断输液管,动作几乎听不见响动。病房外传来士兵粗鲁的叫喊,她却不曾回头。陈赓迅速接纳这突如其来的援手,双臂用力撑起上身,借助护士的推力滑入轮椅。石膏敲在金属扶手发出闷响,他咬牙忍住。
走廊拐角处,两名便衣正挨个房间翻找。护士低声用日语和他们寒暄,称需立刻送“骨折重症”去X光室。敌军对外籍医院尚存几分顾忌,只草草扫了一眼轮椅上那团被床单裹住的身影,便让开通道。几秒短暂交锋,汗水已将陈赓后背浸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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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到一层,护士推着轮椅钻入药剂库旁的侧门。门后是一条阴暗长廊,尽头连着后院车棚。院墙外停着一辆早已备好的板车,车夫是鸦片馆里的伙计,也是潮汕地下交通线的联络员。护士拉开车棚木门,转身对陈赓点头示意,随后掏出一张小纸条塞进他军装口袋,推手交替轻声道别,没再回头。
十五分钟后,医院正门处传出喧闹——敌军找到伤兵花名册,才意识到陈赓不见踪影。此时板车已沿着龟龙河边的小路驶入甘露寺巷,曲折巷道把追兵远远甩开。车夫朝车厢里嘟囔一句:“别怕,前面有人接。”
潮汕地下党早在前晚得报,特地安排这位身份特殊的护士进医院值夜班。护士姓吴,汕头本地人,早年赴东京学医,归来后受同志影响暗中参加救护队。若无她潜伏,搜捕名单上的陈赓大概率凶多吉少。
当天黄昏,板车抵达郊外海滨渔村。村中废弃祠堂暂作临时站,陕北籍青年军医马仲英赶来检查伤口,换掉日方钢板,用更安全的夹板固定骨折处。随后,陈赓被送上小帆船,连夜沿海转往香港,再经海陆丰进入福建诏安山区。国民党追兵发出三道通缉令,最终空手而返。
从汕头脱险后不足半年,陈赓已能借拐杖缓步行走。翌年初春,他在闽西根据地重新编训红四军新兵。有意思的是,当年的那张纸条始终被他夹在笔记本里,上面仅写八个字:“风平浪静,再见同志。”字迹刚劲,却无署名。
陈赓后来说,前线拼命容易,伤后退场最熬心;若非那位护士,自己或已折在汕头。“战争靠钢枪,也靠无名之辈的善意。”这句话,他在一九四四年延安教导旅开训典礼上提过一次,再没多谈。那名护士的名字,也随风隐没在潮汕港口的潮汐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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