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随毛主席参加会议，主席当面质问：你为什么不离婚？

1972年9月27日夜里十点，中南海勤政殿的窗户透出暖黄灯光，田中角荣访华的工作刚收尾，外交部几位骨干被临时叫去汇报。门一开，章含之坐到了最靠墙的椅子上，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听见毛主席笑着点她的名字。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在场所有人神色一滞。

闪回到半年前。章含之那时三十七岁，刚结束去南亚的考察。她生于1935年，养父是章士钊。1950年代，她被选进北京外国语学院，因英语出色，进了新华社国际部，又因“北京口音里带着伦敦腔”，被首长相中做了口译。1965年，毛主席利用闲暇时间练英语，便喊她来当“章老师”。一名青年女翻译，突然坐到领袖对面，压力可想而知。她自言“脑袋里嗡嗡响”，却仍坚持用纯正发音把《联邦党人文集》里拗口句子硬是读顺。

1971年，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乔冠华受命出任代表团团长，需要熟手翻译。毛主席一句“让章老师跟着去”，改变了她此后全部轨迹。出发前几天，她把父亲托付的《柳文指要》忘在抽屉，结果乔冠华当众追问“扣书”风波。那一次小尴尬，为二人埋下了微妙的伏笔。

10月的纽约，代表团忙得脚不沾地。深夜十二点，她抱着整整五十页速记稿敲乔冠华房门。对方打着领结坐在沙发，摘下老花镜，看她半晌，只说：“文件先放着，坐会儿。”两人沉默抽着巴基斯坦客人送的薄荷烟，窗外哈德逊河雾气翻滚。谁也没料到，往后十几年，他们的命运会像那团雾一样搅在一起。

彼时章含之尚未脱离第一段婚姻。丈夫常年在南方搞科研，聚少离多；感情裂缝早已肉眼可见，但离婚在当年仍是敏感话题。她怕惹“作风”非议，更担心牵连父亲。于是一拖再拖。乔冠华心急，却只能借工作电话点到为止。会上签字，下班通气，两人话题越绕越深。

9月27日晚的汇报会，一开始气氛轻松，毛主席点评田中角荣答谢辞，逗得众人会心大笑。忽然，他转身盯住章含之，语速放慢：“章老师，我得说你一句——你为什么不离婚？”屋里瞬间凝固，只剩台历翻页的“唰”声。她脸色涨红，低声回应：“主席，这事能不能以后再谈？”主席却摆手：“你怕什么？感情散了就散了，拖着人又拖自己。”

那一句“怕什么”犹如闷雷。章含之走出门时，秋风卷起石板路上的梧桐叶，她觉得脚底虚浮。第二天一早，她到朝阳区民政局填好了表格，印章落下的瞬间，胸口反而透亮。乔冠华得知消息，用颤抖的声音在电话里问：“能嫁给我吗？”章含之沉默几秒，只回了三个字：“再商量。”电话那头传来一声爽朗笑，似乎一切难题都迎刃而解。

1973年春，外交部小礼堂里，人们发现部长身边总有位短发女翻译，两人讨论文件时嗓音压得极低。周总理经过时，打趣说：“冠华，你别光顾低头看稿，也要抬头看人。”一句俏皮话，把不少旁观者心里的疙瘩捋顺了。

同年12月，乔冠华提着一只旧旅行箱搬进东四那座四合院。进门第一晚，他看着满墙书稿喃喃：“这回真算有家了。”五十七岁的外交部长对着桌上一地药瓶自嘲：“含之给我吃毒药，我也认。”院里槐树落下一片叶子，仿佛替他们做见证。

日子并非永远平顺。1976年，以乔冠华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花了整整三天，顶住多国联署动议的压力，寸步不让。回到北京，他脑血管差点栓塞，是章含之强行把他拽去医院。医生开了十几种药，她用小瓶分装，每餐一瓶，像饲养员照顾一头倔牛。朋友打趣，他反倒得意：“我这条命，赚到。”

然而1983年夏天，医院的一张病理报告宣判了不归期。医生告知癌细胞扩散，化疗意义有限。乔冠华淡淡一句：“既然明白了，就别浪费国家药水。”同年9月22日清晨，他在病房里靠着章含之喝完最后一小杯白蛋白，眼睛缓缓阖上。留给世人的，是那句沙哑却清晰的话：“谢谢大家。”

后事处理，波折不断。盐城、苏州、再到上海，一副骨灰盒三度辗转，夹杂着地方协调、亲属情感、历史声誉等各种考量。章含之一次又一次站在坟前，下决心让乔冠华可以“安安静静躺着读书”。到2002年迁入上海福寿园时，她轻声嘟囔：“这下不会再动了。”

2008年1月26日，章含之因肺部感染离世，享年七十三岁。她留话，只要把乔冠华那缕发丝随自己入棺，便足够。朋友不解，她笑着说：“活着时我已经占了他半辈子光，走了就别添麻烦。”这话听来淡淡，却比任何誓言都厚重。

从1972年那句“你为什么不离婚”起，到2008年那缕深褐色发丝入土，两人共度日子不过十年，却让后人念叨了半个世纪。情深并非长相厮守，而是关键时刻敢于把命运的结抹平，再用尽余力替对方遮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