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申府出席章士钊追悼会，周总理托人问候他，张感慨：他没忘记我

1973年2月28日下午，北京细雨转晴，八宝山礼堂里挤满了送别章士钊的人。九十岁的张申府扶着手杖缓缓步入侧厅，见到了周恩来的秘书罗青长。“总理特地嘱咐，向张先生问好。”罗青长压低声音。张申府点头，轻声答了一句：“他没忘记我。”简短的对话埋在肃穆的哀乐中，却让张申府的思绪翻到半个世纪前。

当年在巴黎近郊，周恩来还是二十二岁的勤工俭学生，衣衫单薄却神采飞扬。张申府与妻子刘清扬考察学潮，邀周到宿舍喝咖啡。深夜，小屋灯芯忽明忽暗。张申府问：“愿意为改造中国而加入我们的组织吗？”周恩来沉默片刻，只说一句：“愿意，用全部生命。”这一幕几十年后仍在张申府脑海里闪现，仿佛旧影片。

时间再往前推。1893年10月，张申府出生在河北香河一个书香兼富农之家。父亲身为进士，母亲守旧却开明。少年读四书五经，也偷看《新青年》。1914年考入北大，先钻数学后转哲学。课堂外，他最爱蹲在图书馆柜台，与李大钊谈《共产党宣言》，与陈独秀争“民主”与“科学”的先后。紧张的辩论，让本来斯文的他拍过桌子，却又在夜深人静时埋头抄写笔记。

1918年秋，毛泽东北上募款，也在图书馆登记借书。彼时张申府临时代理主任，工作严苛。毛泽东忘带登记卡，他让对方返工重填。多年以后毛泽东打趣道：“那时的顶头上司面色不太好看。”张申府听到传话，只是笑，说那是公事公办，并无苛责。

1920年初冬，北京南长街一间小屋里，李大钊、陈独秀、张申府三人点亮油灯，商量筹建马克思主义小组。李大钊叮嘱：“北方的担子，你挑得起吗？”张申府只回一句：“挑。”半年后，北京早期党组织成立，他与李大钊发展了张国焘。随后，他接受蔡元培、李石曾邀请赴法任教，肩头又多了“赴欧建党”的秘密使命。

1921年春，法兰西的清晨还带寒意。张申府先让刘清扬完成入党手续，旋即与妻子联名介绍周恩来。手续简陋，却慎重。确认信发往上海，经陈独秀存档。夏天，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成员五人。张申府常说：“队伍虽小，火种已燃。”翌年，他们转赴柏林，遇到朱德、孙炳文。朱德请求入党时，张申府与周恩来共同谈话。朱德直言：“我愿以军人身份，听从党的召唤。”三人一握手，木板宿舍里响起轻微的地板吱呀声。

1924年2月，张申府经海参崴、上海抵达广州，参与筹办黄埔军校。戴季陶辞职后，他一度代理政治部主任，负责口试与阅卷。蒋介石敬他学识深，却对他“不趋炎附势”略存戒心。张申府颇不喜欢蒋的独断，多次私下评价：“此人锐气有余，气量不足。”同年秋，他递交辞呈离开军校。

1925年1月，党的四大在上海召开。国共合作争议激烈，张申府主张保持独立身份，反对无原则妥协，与蔡和森、张太雷当场顶撞。他拍案而起，甩下一句“不同意就走人”后离场。周恩来追到走廊：“别走，再想想。”张申府摇头。自此，与党组织分道扬镳。这是他后来认定的“生平第一憾”。

脱党后，他以翻译罗素著作为业，偶尔在燕京、清华讲逻辑学。抗战爆发，他又参与筹建中国民主同盟，并与邓演达组织“第三党”。1948年10月，他在《观察》杂志登载《呼吁和平》，措辞缓和，却被时局推向风口。民盟迅速开除他的盟籍，妻子刘清扬在香港报纸刊登“离婚启示”。学界朋友私下议论：书生论政，失算于形势。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张申府留城。生活来源中断，北京图书馆原职也难为继。周恩来闻讯，批示：“张申府可聘为图书馆研究员，发给相当待遇。”后来又安排了宿舍。张申府对友人说：“他念旧，非常念旧。”1958年香山碧云寺纪念孙中山大会，二人短暂重逢。周恩来提及伯特兰·罗素可能访华，“届时请张先生帮助接待。”张申府欣然允诺，可惜罗素未能成行。

进入七十年代，张申府腿脚愈发不便。除梁漱溟偶尔来访，他日常多与书籍为伴。1973年那场追悼会后，他几乎再未涉足公开场合。1986年9月23日凌晨，张申府在家中辞世，享年九十三岁。床头摆着《数学原理》和《逻辑哲学论》，书页折成细密的犬耳。

留给后人的，是两木箱手稿、一摞杂志剪报，还有那句在追悼会侧厅低声说出的话：“他没忘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