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死后，许世友出手救下他的八个子女，后来如何了？

1979年春，停泊在舟山锚地的051型导弹驱逐舰“济南”号甲板上，时任舰长张小勇站在舰艉，海风呼啸，他却一句话也没说。身边的副舰长小声感叹：“要是陶司令能看到今天的海军，就好了。”张小勇手扶栏杆，点了点头，这个举动被风吹得有些僵硬——十二年前的那口井，始终是他挥不开的阴影。

时间往回拨到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大授衔，38岁的陶勇肩扛中将星，调任东海舰队司令员。彼时的海军底子薄、装备杂，他和张爱萍、陈锡联奔走于江南造船厂，没日没夜盯图纸。有人问他累不累，他咧嘴一笑：“船要在海上打仗，人得在码头打拼。”那会儿，八个孩子最小的才刚会走路，大的也不过十三四岁，家里就像操场，总吵吵嚷嚷。

1966年秋，“特殊年代”骤然到来。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从北京开会回来，听闻陶勇整天被“提意见”，夜里睡在办公室，不由得皱眉。10月中旬，他特意打电话：“老陶，先把身子养好，到我这边来喘口气。”电话那头停顿两秒，“谢谢老许，我得守着舰队。”话音很轻，却透着倔强。

1967年1月21日午后，东海舰队机关气氛异常压抑。副司令周仁杰推门进来，发现陶勇面色苍白，询问是否照常开下午会。陶勇摆摆手：“会先停吧，我去剪个头。”说完，独自去了招待所。十几分钟后，人影再也没出现。傍晚六点，勤务员在后院老井旁惊呼，军医到场，仍无力回天。

噩耗传往南京，许世友把桌子拍得山响：“查，所有情况一个字不漏！”随即电令舰队政委连夜进军区汇报。他扬眉道：“若是有人逼死老陶，老子请他吃子弹！”重话很快传开，局势却不是一两句狠话就能挽转。不到一个星期，舆论翻转，陶勇被扣上“畏罪”标签。

很快，连带伤害落到家属。陶夫人被收押，四个已入伍的儿女被清退，余下四个孩子辗转街头。14岁的张小勇带着比他小两岁的妹妹，在上海南站附近睡过月台，靠卖报换干粮。临近年关，寒风透骨，姐弟俩在垃圾桶里翻出半块冻玉米，啃得满嘴血丝。有人看见了，却不敢出手相助。

许世友密切关注着进展。他想到把孩子收进军区，可公开调人风险太大，便找来装甲兵司令员肖永银：“新兵名额给我挤几个，把老陶的娃先救下来。”“明白！”肖永银心里有数，打出“招收新兵”招牌，把四个大孩子编进装甲团通信排。衣服、口粮，有了着落。

至于四个年幼的，部队实在不好安排。肖永银灵机一动，悄悄联络几户军属家庭，婉转提出“代养”。一位炮兵连指导员听完连连点头：“孩子留下，等他长大再说。”就这样，最小的妹妹住进江苏泰州一个军人院子，改口叫了新爸妈。

日子久了，军营里“娃娃兵”增多，有人写报告告到总参谋部。电话直接打到肖永银办公室：“装甲兵里怎么会有一堆十五六岁的兵？”肖永银先愣后笑，硬着头皮往国务院去见周总理。总理翻阅名单，沉默良久，只轻声说：“孩子们错不在他们，先顾好吃住。”有了这句话，追责的风头渐歇。

1971年，形势开始转向。陶勇夫人获释，八个孩子分批团聚。张小勇随部队到大连学习舰炮专业，三年后考入海军学院。录取通知书发下来的那天，他把信折得整整齐齐，往口袋里塞了又塞。十年漂泊，第一次真切感到肩膀上有了归属感。

毕业后，张小勇分配到东海舰队，参与051型导弹驱逐舰“济南”号建造验收。1981年舰艇成军，他出任首任舰长，年仅33岁。外人羡慕他年轻有为，只有他自己明白，那串冰冷的井栏石，更像无声鞭策。后来，他因工程经验丰富被调往上海造船总厂，参与052型预研，又在1990年主动转业下海经商——“想让孩子们过点安稳日子”。

其他兄弟姐妹各有归处。二姐张小华在总后勤部医学院毕业后留院行医；三弟张小林凭机械特长进入南京长江大桥养护队，当了工程师；被寄养的小妹张小兰，则在江苏师范学校读书，之后回乡教书。八个人聚得最齐的一次，是2005年秋天，南京军区老干部局组织东海舰队成立五十周年座谈会，许世友已故，肖永银拄着拐杖到场，几名子女先后把他搀起，场面沉默而庄重。

2011年3月，张小勇因肝病住进长海医院，他执意办理出院手续，亲自把父母骨灰安放在上海福寿园松林间。搬运石碑时，他对随行战友说了一句：“总算把他们接回家了。”翌年2月19日凌晨，64岁的他病逝，身旁仅留一本皱巴巴的《海军条令》。

如今，八个孩子已有五人先后退休，生活平稳。谈起往事，他们总说两句话：一是“父亲当年没有退缩”；二是“许老总和肖司令救了我们”。风雨散去，旧井旁的青苔无人再提，却在子女心里留下了不灭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