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年章含之去世，临终遗愿让人意外：女人三个角色，她选择了女儿

2008年1月26日清晨，北京旧宫殡仪馆外落了一层薄雪，气温零下六度。送别队伍里，熟悉章含之的人讶然发现，她并未选择与丈夫乔冠华合葬，而是回到养父章士钊身侧。亲友面面相觑，心底的疑问在雪雾里翻滚：这位叱咤外交场、掌握七国语言的传奇女性，为何在人生的终点放下妻子与母亲的身份，只做一个静静依偎父亲的女儿？

要理清答案，得把时间拨回到1935年5月27日。那天，上海公共租界的天空闷热，婴儿啼哭划破弄堂。章士钊抱起刚出生的小女儿，给她取名“含之”，寓意“含英咀华”。四年后沦陷、流亡、辗转，处处离乱，使父女情分被锻成难舍的羁绊。有人评价章士钊“刚中有柔”，在含之眼里，父亲更像一棵古槐，风雨再急，也能靠着喘口气。

1949年4月，北平城楼的红旗初升。章士钊随和谈代表团进城，被安排在后海一处四合院，章含之随母亲住进贝满中学旁的小屋。那一年她十四岁，英语发音已带地道口音，父亲一句“学外语，将来有用”，就把她的人生方向钉死在外语路上。

1960年毕业留校任教，校园里日子平淡，却因父亲的一次家宴生出异响。1963年冬夜，毛泽东与章士钊对弈收子，闲谈之际得知“章家闺女是英文教师”，随口一句“那就麻烦你女儿教我”成了外交史上的趣事。从1964年元旦后的那个星期日开始，章含之准时出现在游泳池畔的书房里，带着录音机、卡片、课文，为毛泽东纠正音标。半年里，她更像“家庭教师”而非外交官，可也正因此打开了通往外交部的门。

紧张的时代并没有给她留多少私生活的空隙。原先的婚姻因长期分居而名存实亡，外界非议令她颇感沉重。1972年初春，毛泽东递给她一封电报，语气半讥半劝：“你那桩旧事，早了断早轻松。”这句略带严厉的话，成为她与乔冠华感情真正启程的引线。

乔冠华当时60岁，外交界公认的笔杆子与演说家。第一次同席时，两人就因一本父亲赠书的归属吵得面红耳赤。意外的是，争执反而让彼此注意到对方的棱角与锋芒。一年后，当章含之悄悄办妥离婚手续，乔冠华举起酒杯，英语夹着长沙口音：“I love you. Will you marry me？”她当场愣住，迟疑之余摇头。只是情感的闸门一旦被扳开，拒绝只是短暂的停顿。1973年夏，两人在史家胡同举行小型婚礼，周恩来特意送来兰花，算是默许这段年龄相差22岁的结合。

最甜的时光并不长。1977年乔冠华查出肺癌，五年后病逝于北京医院，终年70岁。失去伴侣的冲击让章含之陷入漫长抑郁，那句“我已没有力气活下去了”在病房里回荡很久。1980年代末她接受换肾手术，术后第一句话却并非感慨重生，而是轻描淡写的“人终究不是超人”。朋友听得心惊，她却微微一笑，那笑里透出看透生死后的淡漠。

1990年至2008年的十八年，是她表面最安静、内里最用力的时期。她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负责国际交流，主持过几十场高规格论坛。会议室里，她常用带苏格兰味的英语调侃助手：“Don’t fool around，we haven’t got all day！”严厉与率真同在，脾气来的快，散的也快。同事回忆，有一次器材出错，她怒喝要撤人职务，三分钟后又亲自跑去帮忙调线路，嘴里念叨“耽误进度可不行”。

写作成了夜晚的出口。四本著作里，《红墙内外》最受关注。章含之解释书名时说：“北京好房子都挂大红门，大红门后面有故事，我只开一扇。”写到父亲，她忽然笔锋一转：“他给了我性命，也给了我遮风的门。”读者或许不解，为何字里行间极少提乔冠华？在她看来，丈夫是战友，情深义重；而父亲，是从战火里把她抱到人世的那双手，再无人能替。

晚年采访中，主持人鲁豫问：“如果把女人的身份分成女儿、妻子、母亲，你最珍惜哪一个？”章含之停顿几秒，目光落在窗外槐树：“女儿。”简短的回答没再多解释，却留下伏笔。

2008年，她病情再度恶化，住进解放军总医院。院方建议转往ICU，她摆手：“不折腾了。”并交代后事：遗体火化后与养父合葬，墓碑只刻“章含之，章士钊之女”。助手忍不住提醒：“乔部长那边——”她轻声打断：“他是我心上的人，不在碑上，也在我这里。”

2月初，骨灰盒稳稳放入章家墓穴。北风掀动松枝，旧日朋友想起她在病榻前的玩笑：“回到父亲身边，省心。”一句轻描淡写的“省心”，或许道尽她最后的倦意。做妻子，要顾风雨；做母亲，要顾成败；唯有做女儿，才能暂时放下盾牌，让时光归于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