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50多岁农民提着一篮子核桃求见彭德怀：我是来看望恩人的

1935年5月，大渡河晨雾还未散尽，一叶小舟在激流里颠簸。船头的老船工把桨握得死紧，船尾那位个子不高的红军战士忽然回首，朝岸上的追兵看了一眼，随后把汗衫脱下递给船工：“留个念想，终有再见之时。”当时没人想到，这个说话带着湘音的青年，就是后来指挥西北战场、脾气火爆却心软如棉的彭德怀。

从大渡河脱险后，彭德怀始终把那条汗衫当作欠下的情分。喝水不忘打井人，是他一辈子反复实践的信条。二十多年后，他在四川石棉矿意外得知那位船工叫帅仕高，仍旧在安顺场摆渡，便马上让警卫准备车辆，“人家当年冒险帮我们过河，如今我该去还账。”短短一句，旁人无不动容。

再往后跳到1943年4月，华北大旱，太行山区寸草不生。左权县附近的八路军总部门口，来了个瘦得找不着腰的少年，脸色灰白，眼神四下乱飘。警卫们把他拦下，怀疑他是日寇混进来的探子。少年被绳子一吓，“呜”地哭出声。屋里正批文件的彭德怀闻声而来，抬手止住警卫：“别绑，他饿极了。”几分钟后，一碗掺着榆叶的稀饭送到少年手里。少年叫贾士宏，十三岁，祖母与大爷饿死，父母早已逃散。彭德怀听完，只说一句：“孩子没家了，咱们就是他的家。”当天夜里，他把省下的半块高粱饼悄悄塞进少年的被窝。

战争推着部队南北辗转，彭德怀很快奉命去延安，再无暇顾及太行的山旮旯。贾士宏留在麻田，后来得过疟疾，缺了行军体力，只能分到地方生产队种地。可他心里总挂着那个夜晚的榆叶稀饭，心里认准：八路军救了命，就是再穷也得记恩。

时间拨到1982年8月，左权县城午后闷热。招待所门前的石阶上坐着一位五十多岁的农民，褂子洗得发白，膝上放着一篮沉甸甸的青皮核桃。来往干部都好奇，他只低头摆弄果籽。傍晚，院里传出消息：彭德怀夫人浦安修正从外地赶回。灯光亮起时，浦安修刚下车，就听见一声颤抖的招呼：“浦大姐，我是来看望恩人的。”说话的是贾士宏。

浦安修把他迎进屋，他把篮子放到茶几上，小心擦掉核桃上的灰，“树是自家院里的，味道纯。”接着，他掏出一本皱巴巴的收购凭证，眼里闪光，“今年卖了二十三头猪，四千多元，全交公粮。我不缺啥，就想求一张彭老总的老照片。”房里静得只能听见秒针走动。浦安修没提起那年彭德怀逝世的事情，只轻轻握住老农粗糙的手：“别的你都带来了，照片算我们回礼。”

核桃香气在灯下飘散，贾士宏像孩子般笑了。那一刻，彭德怀虽然已离世八年，可在这个昔日灾荒少年心中，他仍站在太行山脚，端着稀饭，说着那句“咱们就是他的家”。

彭德怀记得人情，别人也记得他的情义。把时间再往前拨到1921年秋，他在湘江渡口被湘军押解途中突围，险些被追兵堵住。情急之下，他谎称口袋里有几十块银元诱骗排长上前，一撞一推，排长落水，他夺路而逃。江对岸，一位年近花甲的船老大不问原由，把船靠岸相迎。逃过生死关口后，彭德怀扯下汗衫谢恩，扬长进山。八年后，红军攻进长沙，他特将粮物送到渡口，“劳烦老人家收下，算我还当年的情。”老船工至死也不知道这位红军首长的真实身份。

1966年4月，石棉矿医院的走廊里，一位白发老船工正滴眼药水，突然被告诉有人要见他。门一开，帅仕高对上那张熟悉的脸，激动得手都抖了。“还是那双眼睛！”他嘟囔。彭德怀上前扶住，“你划船救过我们，那一船人如今各有岗位，可都记着你。”说完，他硬塞了三包大前门和三十块钱，“钱不多，代表当年坐船的兄弟们。”老船工嘴硬，“哪能收！”彭德怀笑着把钱往他怀里一塞，“接着，治眼要紧。”

从湘江到大渡河，再到太行山，三段看似毫无关联的往事被一条线拴在一起——恩情与回报。彭德怀在指挥千军万马时刚硬如铁，可一旦谈到饥饿的娃娃、为红军摆渡的老乡，语气便软下来，像掺着温水的白酒，辣中带甜。有人统计，他一生留下的大事迹里，“感谢”一词出现的频次并不比“冲锋”少。

再说贾士宏，他把那张黑白照片裱进玻璃框，放在炕头。邻居问他为何舍不得花钱给自己换双皮鞋，他咧嘴笑：“脚上的鞋破了还能补，心里的恩要是破了，可就补不回来了。”

故事到这并未结束。1987年，杨得志访问安顺场，也专程去看帅仕高。老船工那时已年过八旬，眼疾好了许多，他把当年彭德怀送的香烟空盒洗干净，放在里屋木柜，说那是船生涯里最值钱的“船票”。对他而言，三十块钱不是礼物，而是信守承诺的见证。

几十年横跨战火与和平，人物陆续谢幕，可“知恩、念恩、报恩”的链条从未断过。这不是口号，也不是檄文，而是一句再普通不过的人话——“我是来看望恩人的”。说这话的，不止贾士宏，不止帅仕高，更是那个在渡船、在太行、在枪林弹雨里仍惦记同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