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去世后，中央邀请一老农为他守灵，杨步浩看到遗体崩溃大哭

1947年3月13日深夜，延安东南方向的川口山沟里灯火未息，杨步浩正在给新挖好的地窖盖草帘。第二天，党中央将撤离延安的消息传遍村寨，“胡宗南要进来了”，警戒哨子里这样的嘀咕声此起彼伏。从那一刻起，这位出身苦力的老农便与毛主席分隔千里，直到二十九年后以一种令人酸涩的方式重聚。

时间拨回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当地土改开场，杨步浩分到八十垧薄地，他没读过书，唯一的念头是“得活下去”。日子刚见起色，1942年陕甘宁边区发动大生产运动，“领导也要交公粮”的消息传来，杨步浩心里犯嘀咕：毛主席整天办公，哪有工夫犁地？

捋清思绪，他跑去延安县政府递条子，憨声憨气：“我来替毛主席种地，条件不高，四驴四犁四耙四石小米。”县里不敢自作主，电报转到枣园。毛主席看完信，说了句：“劳心者也得劳力，群众主动，我们没有不答应的道理。”要求全部批准。

春耕伊始，这个陕北庄稼汉白天赶毛驴，夜里举火把。夏收，他挑出三百多斤新麦子送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次见面，他红着眼眶说：“吃米不忘种谷人，我不能忘共产党给的命。”毛主席握住他粗糙的手，说：“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味道。”自此，两人来往不断。

随后几年，杨步浩不仅自己多打粮、多交公粮，还拉起互助组、修井抗旱，川口六乡成了远近闻名的模范乡。他被授予“甲等劳动英雄”，可他嘴里仍是那句：“主席帮我翻身，我得多干点。”

1946年冬，老乡们给毛主席制了一块写着“人民救星”的红底金匾。元宵节秧歌汇演那天，毛主席亲自到军委门口迎队伍。杨步浩激动得直跺脚，把匾高高举起。枣园的合影里，他站在毛主席身侧，笑得像个孩子。

1947年中央西渡黄河前夕，毛主席把杨步浩叫到窑洞：“敌人进逼，你跟游击队守家乡可好？”老农憨笑：“我在这儿更能帮忙。”两人握手道别，一别就是九年。

1952年，延安地区组织老区人民参观团进京。杨步浩坐了一夜卡车，第二天写信进中南海：“想见主席。”毛主席派车相迎，招待饭桌上，老人紧张得筷子直抖，毛主席一边给他夹菜一边说：“咱们都吃自己地里产的粮，别拘束。”这次，他还带去了延安农业汇报材料，毛主席逐页翻看，提出几个问题，杨步浩一一作答。

1954年春耕，杨步浩耙地时摔断左臂，干活使不上劲。他写信给北京，诉说窘况。毛主席回批西北局：“安排合适岗位。”不久，延安种子公司门口多了一位胳膊吊着绷带的技术员，正是杨步浩。

1961年9月，中南海给他寄来两瓶酒、几斤白糖和两块布料。老人收到东西，一夜没睡，执意第三次进京。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瞬间，他见毛主席面色憔悴，不住念叨：“主席要多保重。”

1975年，毛主席病重。杨步浩赶到北京，却因医嘱无法探视，朱德元帅代表首长接见。临别时元帅拍着他肩膀：“主席知道你来了，很高兴。”老人点头，却红了眼。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人民记日子的闹钟停格。消息传到延安，71岁的杨步浩怔在院子口，草帽掉在脚边也没捡。11日中午，中央治丧委员会来电：“请杨步浩同志即刻赴京，参加守灵。”他只回了三个字：“马上到。”

13日傍晚，八宝山礼堂灯光微暗，杨步浩被引到灵前。毛主席安详地躺着，老农扑通跪倒，泪水从刻着风霜的脸上滚落。他哽咽：“主席，我交麦子来了。”守灵的军人轻轻扶他，他却直直伏在水晶棺前。那一夜，他几乎未合眼。

追悼会后，中央特地安排杨步浩在京休整。世界各国唁电如雪片飞来，联合国总部当日降半旗。日本媒体统计，两天内1700多人赴中国大使馆吊唁。礼宾司官员私下说：“外国友人对老人家评价之高，前所未有。”

守灵任务结束，杨步浩带回故乡的，只是一方写着“毛主席纪念章”的小木盒。他把盒子供在窑洞里，没人敢随意触碰。后来有人问他：“守灵时想了啥？”老人只是摆手：“我想着再给主席种一季小麦，可惜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