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泉媛被俘后，被迫给马步青部下的马进昌当妾，马进昌后来如何

1937年2月中旬，河西走廊的寒风裹着细沙扑向驼铃。押解队伍从临夏南关出发，几十名披着破棉袄的红军女俘垂首行进。街边的老人回忆，那群姑娘里有一个始终抬着头，目光像刀子一样锋利——她就是妇女先锋团团长王泉媛。许多年后，当地茶馆仍有人提到她那双不肯妥协的眼睛。

时间稍稍往前推。1936年10月，中共中央在宁夏海原厅堡召开西征动员会，决定让西路军横穿河西走廊，与新疆方向的红军取得联系。总兵力两万余人里，女兵一千三百多人，编成妇女先锋团，王泉媛被任命为团长。她当时29岁，端着马刀，骑一匹皂骡子，在部队里人称“王大刀”。

西路军一路西进，先后在哈弥岭、古浪、永昌、山丹等地血战。马步青、马步芳部队凭借熟悉地形与骑兵优势，采取昼伏夜袭、分割围歼的战术。1936年12月，倪家营子一役后，西路军已陷入腹背受敌。为减轻目标，王泉媛建议把妇女团分散到各师随队行动。她原想带人突出重围，奈何战线被撕碎，辎重、通讯全部损失，最终与百余名女兵一同陷入马家军的封锁圈。

1月初，她与战友被羁押在临夏凤凰山一处土炮楼内。囚室潮湿阴暗，臭虫横行，外头岗哨隔三差五往里扔石子戏弄。俘虏名单每天都要拿去马步青大营过目。几天后，下令传来：“女俘悉数拨给各团营长作家眷。”这句冷冰冰的命令改变了王泉媛的人生命运。

“王泉媛分给马进昌。”押解军官登记时补了一句，“听话就好，别生事。”王泉媛只冷笑一声。马进昌，马步青骑四旅二团团副，回族，时年三十出头，绰号“马二炮”，粗暴好色，却又颇为审时度势。他领到“俘妾”后，先以锦缎首饰诱之，不成；再以皮鞭木棍逼迫，同样无效。三天后，他索性把王泉媛锁进偏房，日常只留下烧饭丫头送餐。

王泉媛知道，硬碰硬没有胜算，唯有智取。她用随身小针在棉被缝线里藏了几根头发，假装做女红，借机与烧饭丫头低声搭话，套出院内守备布置。丫头年纪不大，也被迫卖身给军营，心中厌恶鞭影，逐渐被王泉媛说动。与此同时，军需主任刘世科——一个来自陕西的汉族士官——因求娶兰州姑娘需路费，暗地与王泉媛交换情报，想用“护送逃亡”换取她联络八路军办事处的承诺。

阴差阳错的是，一名原妇女团勤务兵在审讯室中屈打成招，供出了王泉媛“想拿枪自尽”的念头。马进昌立刻勒令全营步枪上锁，短刀集中保管，任何人不准私带利器。偷枪计划就此胎死腹中，但另一条生路却被推上日程。

1937年3月18日黎明，马进昌奉命奔赴红古镇收缴民团械弹。后方营盘只留一个排值守。天刚蒙亮，王泉媛换上烧饭丫头事先准备好的灰布大褂，头缠白布团巾，脚穿回族男靴，扮成临夏小贩。刘世科在门岗递上“补给出库”条，王泉媛顺利越过岗楼，随后沿洮河小路南下，三日后抵兰州南关八路军办事处。

办事处主任张文彬得知她身份，又惊又叹。但由于中共中央1937年初发出《关于失散人员暂缓归队》的指示，西路军滞留河西与混入各地者需三年后再行编入，王泉媛被建议“就地隐蔽，伺机再联络”。政治大于个人，这条红线任何人都不能破例。王泉媛沉默片刻，点头应下。

1942年盛夏，她辗转回到江西吉安老家。家乡早已满目疮痍，父母去世，兄妹离散，只剩一处破瓦房。她投靠村里党支部，靠给乡亲缝衣换取粮食。1949年8月解放军南下，吉安宣告解放，区委重组时，她主动报到，说自己“还能干活”。干部们对这位戴着红军伤残纪念章的中年妇女肃然起敬，当即安排她在县妇救会做干事。

1951年，中央要求各地妇联系统扩编，王泉媛被调到县妇联。就在事业刚起步之际，她的丈夫黄某因早年在民兵队里执行任务时误伤群众被旧案翻出，遭人诬指“战争年代杀害红军”。王泉媛不仅失职，还被责令回乡“反省”。这一次，她几乎跌入人生低谷。

1961年夏，时任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到江西调研。地方干部把王泉媛情况呈报。康克清立即约见王泉媛，详细询问西路军被俘及后半生履历。经中央多方核查，黄某冤案平反，王泉媛得以复职。第二年，她被派往县敬老院任院长。为了让几十位孤寡老人有饭吃、有医看，她带着职工开荒种菜，还把自己在红军时期练就的针线手艺教给老人们，做草鞋、缝布娃娃，拿到集市上卖。十四年里，敬老院的口粮、衣被、药费皆自筹，不曾动用财政一分。

如今追问马进昌的下落，需要翻检地方志。1992年版《临夏人物志》写道：“马进昌，临夏市人，回族，一九一〇年生，一九四九年秋随部整编后解甲，任兰临皮革厂厂长。一九九四年，捐资助教五万元。”文字只有寥寥几行，却透露三个重要信息：其一，马进昌在解放前后选择了接受改编，没有负隅顽抗；其二，他在地方工商业系统谋得职位，说明政治审查大体过关；其三，他晚年捐助教育，多少带着洗刷旧迹、重塑形象的意味。至于他是否在回忆中提到王泉媛，史料并无记载。或许出于愧疚，或许时过境迁，他选择了沉默。

河西烽火散去已经八十多年。西路军的损失常被总结为“战略受挫”，可落在个人身上，就是一步步血与泪。王泉媛抵住杀戮、屈辱、饥饿，一路走到敬老院的田埂上；马进昌扔掉戎装，在皮革厂的鞣槽旁审单记账。两条截然不同的轨迹，在临夏古城的黄沙夜风中拉开又交错，留下耐人咀嚼的余味。

如果说历史有什么启示，那就是人心向背终会决定去向。刀光最炽烈的那几年，王泉媛用尽全力守住了底线；而马进昌，尽管拥兵自重，却没能攻破一名女团长的精神堡垒。等到硝烟散净，他仍得在社会工厂重新找立足点。这种落差，比任何官方评价都来得直白。

资料零散，后人只能通过几本地方志、几篇回忆录去拼接真相。可就现有线索而言，王泉媛与马进昌的结局，已经为那场西行悲歌写下耐人寻味的注脚：倘若初心不改，黑暗终究困不住灵魂；若是放弃原则，再厚的军功章也难掩内心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