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6月的一个午后,沈阳中街药房的玻璃被铁棍砸得粉碎,药剂师顾不上惊叫,只能看着几名壮汉抡刀砍伤店长。砍人者报出的名字——“嘉阳的人”——在当时并不陌生,这个名字背后站着刘涌。那一年,他已是沈阳最惹不起的人,眼看房地产生意要铺开,谁阻拦就砸谁。就在这起动迁冲突的刺激下,警方暗中立卷,刘涌开始进入办案人员的重点视线。
往前追溯,他的崛起并非一夜之间。1984年,24岁的刘涌顶着初中文凭在太原街摆起电器摊位,小打小闹却赚得第一桶金。性格急躁又爱冒险,他把“敢”当作资本:敢赊货,敢压价,甚至敢动手。1992年枪击派出所副所长事件,是他第一次“出圈”。那声枪响震住了竞争对手,也让他背上通缉令。两年逃亡、一次取保,没有把他吓退,反倒让他深信——钱能摆平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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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刘涌踩着政策窗口期成立嘉阳集团,手伸进超市、香烟、房产、餐饮,短短三年,26家公司、2500名员工列队听令,7亿元的资产报表让他端上“明星企业”的牌匾。更要命的是,他用贿赂换来了“沈阳市劳动模范”“市人大代表”等身份,一张张红色证书像护身符,遮住了背后的刀光血影。
与金钱同步膨胀的是武力。刘涌招的多是有前科的混子,月薪高、出手狠,“砍一刀两千、再砍加价”成了内部行规。1997年,他声称自己是黄山牌香烟沈阳总代理,只要发现别家进货,立刻派人掀摊子。一次对某档口动手时,他冷冷地说:“留口气,让他看着谁当老板。”同行不敢报警,因为谁都知道刘涌在派出所有人。
但暴力不可能无限度扩张。1999年药房被砸后,辽宁省公安厅内部会议把刘涌定为一级目标。2000年7月3日,沈阳市公安局公开悬赏5万元缉拿刘涌。当晚,他坐出租车一路北窜,换车换装,七天内辗转沈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最终抵达黑河。原本他计划从黑河口岸溜到俄罗斯,甚至连短期旅游护照都办好了,却忽略了公安网已将身份信息全部推送各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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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下午两点,边防检查站的电脑警报突然响起。值班女民警轻声说了一句:“同志,请稍等。”刘涌瞬间察觉不妙,掉头就跑。一个小时后,他吞下四瓶安眠药,倒在出租车后座。黑河公安堵车截人,将他紧急送医,洗胃后押入看守所——至此,十二年的狂飙停住了。
案件移交沈阳,公检法启动联合专案。2002年4月17日,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刘涌死刑立即执行,并处罚金1500万元。庭审结束,他只是耸肩,好像结果早已写好。转机出现在2003年8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把死刑改为缓期两年执行,理由是“综合考量犯罪性质与社会危害程度”。消息传出,当地不少人感到愤懑,却又无可奈何。
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并不买账。2003年10月8日,刘涌接到最高法再审决定书,他对狱警叹气:“前功尽弃了。”四天后的提讯车上,他再没说一句话,只低头摆弄镣铐,脚踝磨破渗血。锦州看守所为了稳住情绪,连夜给他加了豆浆和油条,他却只抿几口水。12月18日上午,最高法法官进驻锦州市中院,审判长、书记员、法警全部由北京带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法第一次直接提审普通刑案,信号明确——要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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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2日10点04分,法槌落下,死刑立即执行。宣判那刻,旁听席里传出女人的哭声。刘涌侧头望去,四目相对,他朝妻子苦笑,轻轻点头,像是在说“别闹”。法警解开他的椅拷,他顺势站起,活动了一下发麻的双腿,转身走向侧门。有人问:“换件衣服吗?”刘涌摇头:“就这身吧。”
11点10分,押解车抵达锦州市殡仪馆。短暂交接后,医务人员在执行车内注射药物。刘涌的眼神没有游离,只是定格在车窗金属栏的空隙。十分钟后,心电监护线归零,工作人员记录“11时25分终止呼吸”,程序迅速。尸体被装入盛殓匣送去火化,骨灰后由家属领回。
至此,这位曾自诩“太原街皇帝”的黑老大画上句号。检视刘涌的一生,不难发现:贪婪与暴力撑起的繁华注定短命,当身份被抽丝剥茧,留在法庭里的只有冷冰冰的罪名与数字。令人唏嘘的是,他在最后几分钟仍保持镇定,这份所谓的“沉稳”,再无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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