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邓颖超宴请水静，水静得知地点，好奇：怎么会选在钓鱼台？

1961年深秋，人民大会堂西侧一间不大的会客室里，周恩来轻声叮嘱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等公事一了，一定抽空做个全面体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当时谁也没想到，这句话三年后竟成为一次特殊聚会的缘起。

转到1964年7月，北京城闷热，知春路旁的法国梧桐叶片卷了边。就在这种潮热里，杨尚奎夫妇遵照组织安排，从南昌飞抵首都做复查。同行的还有路过上海时偶遇的罗瑞卿。飞机落地首都机场，周恩来正为重要接待事宜赶来。短短几分钟寒暄，他拍着杨尚奎胳膊，语气里带点责备：“老杨，可别光惦记工作，住院好好配合医生。”

杨尚奎被安排进北京医院心内科，水静陪床，日子平静却单调。过了两天，一通电话打破沉闷——邓颖超亲自拨来，声音一向柔和：“水静，有空到家里坐坐，尝尝北方的新玉米，老杨安心休养就好。”水静连声答应，心里却惦记丈夫叮嘱：“代我向总理和大姐问好。”

第三天下午，中央办公厅的吉普车驶进医院大门。司机没多说话，只递给水静一份车贴，上面写着“钓鱼台”。她心里咯噔：周总理夫妇不是常驻西花厅吗？可钓鱼台通常用于外事活动，自己只在报纸上见过。

车子沿北长街左拐，穿过一片浓荫，门岗核对名单后挥手放行。院内湖面波光，水鸟偶尔掠过，静得能听见蝉叫。推门进屋，邓颖超笑盈盈迎上来：“专门把你接到这里，是因为最近我们俩天天在钓鱼台办公，西花厅正在刷漆，免得来回折腾。”

水静这才恍然，连声说麻烦大姐。邓颖超招呼她在竹制长沙发坐下，亲手递上热毛巾，又问：“老杨睡眠怎样？血压稳没稳？”水静把几天检查结果逐一汇报，说到没大碍时，邓颖超明显松了口气，语速也快了：“总理放心不下，你来了正好，让我把情况详细记下。”

客厅陈设简单：旧式写字台、两把单人沙发、墙角的书架，处处看得出勤俭。炖好的鲫鱼汤热气缭绕，玉米面窝头码得整整齐齐。邓颖超端碗时随口念叨：“这地方平时接外宾，可做饭的灶台也是咱当年从西花厅搬来的旧炉灶。”一句话说得轻松，却透着主持家政多年养成的细致。

临近开饭，仍不见周恩来回来。邓颖超解释：“临时要见个外事代表团，他叮嘱咱们别等。”说完推杯换盏，二人聊起南昌的雨巷、庐山的云海，话题转到江西治山改土工程。水静提到新修的围垦渠，面上难掩自豪。邓颖超点头称赞：“山区多，水利先行，中央也关注。”

席间，水静注意到桌角放着一大沓批示文件，上页标注“东南沿海防汛”。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看了看，邓颖超笑着摆手：“没事，这些都是公开件，总理一边吃饭一边批，大都是夜里两三点处理。”

简单饭局持续不到一小时。邓颖超吩咐厨师将几样清淡菜装盒：“带回去给老杨加餐，医院伙食淡，换换口味。”水静接过保温桶，心里暖得发烫。离别时，邓颖超把她送到门口，顺手摘下一朵湖边晚荷：“放水杯里，房间就不显寂寞。”

晚上十点，周恩来处理完文件从22号楼返回。邓颖超递上记录本与医嘱，总理翻了翻，抬头一句：“还好。”他提笔写下几行字，交给卫士：“明早转给北京医院院长，提醒注意劳逸结合。”字迹略显疲惫，但神情泰然。

第二天清晨，北京医院心内科病房里，水静拆开饭盒的瞬间，一股熟悉的家常香扑面而来。杨尚奎尝了口红烧黄花鱼，低声说：“有总理、大姐挂心，病也不敢不好。”窗外阳光斜照，他眉眼舒展，似乎真把病痛抛开了。

此后一个月，杨尚奎病情稳定。8月上旬，他获准出院，留京复查。告别时，周恩来幽默地说：“你回江西得答应我，每年体检一次。”杨尚奎重重点头：“说到做到。”二人相视而笑，四周暑气仿佛瞬间淡了。

钓鱼台那顿看似寻常的家宴，其实折射出高层领导对同志的体贴，也映出1960年代中央机关务实、简朴的工作氛围。没有排场，没有礼节的繁琐，连宴请地点也是因办公临时调整。若非西花厅刷漆，水静或许永远不会走进这座对外开放频率极高却对内部同志并不常用的园子。正是这种“顺手安排”，让友谊显得质朴。

有人事后问水静，对钓鱼台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她答得爽快：“不是景色，是那桌热腾腾的家常菜。”短短一句，道尽老一辈革命家待人的真诚与从容，也让旁人明白：伟大事业由无数平凡细节串联，正如那年夏夜，湖面漂来的阵阵荷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