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贺子珍回到阔别28年的老家，昔日父母的茶馆变成豆腐房

1927年4月12日凌晨，蒋介石在上海调集反动武装清共，消息像狂风一样席卷江西。几乎同一时刻，永新县城里年仅17岁的贺子珍正守着父母那家名叫“海天春”的茶馆，紧张地收拾几本进步书刊——她隐约感觉，一场暴风雨就要落到这片宁静的小县城。

暴风雨没有让她等太久。4月下旬，国民党右派在永新开始抓捕共产党人。哥哥贺敏学被捕，母亲杜秀抱着家谱嚎哭，街坊四邻只能低头叹气。贺子珍急匆匆赶去吉安与欧阳洛等人商量对策，也正是在那间昏暗的祠堂里，她第一次听到“联络三县农民武装”这句话。青年人的血一下子被点燃，永新暴动的火星就此蹿起。

6月，袁文才、王佐、王新亚、杨良善三支农军合击永新。那天夜里，贺子珍和二十几名赤卫队员挤在南门瓮城上，三支步枪、几杆梭镖，外带扛来的一堆太平缸石片。天亮前，敌人云梯探上城头，她大喊“再等等！”直到指挥官的军帽清晰可见，才一声令下：梭镖、石块、鞭炮齐下，南门火光冲天。两枪正中敌方头目，她就此被传成了“双枪女将”。其实她后来坦言，自己的枪法实在平平，“那两发子弹，七分靠运气”。

从永新突围后，她随袁王部上井冈山，随后与正在调研的毛泽东相识。湘赣边界的星火铺满山脊，二十岁出头的女兵在密林里翻山越岭，也在密林里走进了一段婚姻。1929年红四军从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贺子珍挑着自制药箱，陪伴队伍跨过梅岭、瑞金、汀州。枪林弹雨里，她负过伤，也送走了太多熟悉的面孔。

时间快进到1959年8月。庐山会议期间，贺子珍接到允许回乡探望的通知。车厢里的座位不宽，她却一直背挺得笔直。28年没回过永新，她想看看老同学，还想看看“海天春”如今是什么光景。

抵达县招待所已经傍晚，她顾不上歇脚，沿着石板小巷一路寻旧址：县委旧址、工会旧址、妇女会旧址……门窗斑驳，却都还在。转过一个拐角，那个昔日三间门面宽的两层木楼出现在眼前，只是门上搭了一把大铁锁，匾额早已掉漆。门楣上写的已不是“海天春”，而是“永新豆腐房”。

“同志，这里早关门啦，您找谁？”一位下班路过的工人热情搭话。贺子珍压了压帽檐：“我以前在这住过，想进去看看。”对方愣了几秒，忙把她领去找负责人。 鏗啷一声锁响，尘封的木门被推开，潮气扑面而来。宽敞的茶馆变成狭长作坊，墙边堆着豆渣，屋顶悬着锈蚀铁钩。她在门槛上站了半分钟，轻轻摸了摸门柱，随后转身离开。

夜色沉沉，她回到招待所点上一支烟。烟雾缭绕中，往事像胶片卷轴滑过眼前：父亲贺焕文因“替穷人伸冤”被革职，母亲变卖家产救夫，兄妹三人挑灯苦读，白日里又得帮着父母招呼茶客；城里地痞调戏母亲时，她和妹妹挥梭镖护门；北伐军进入永新，她被任命为县党部妇女部长，成了当地第一位女部长……所有场景既清晰又遥远。

第二天，她去县档案馆找当年同窗的名字。工作人员翻了薄薄的花名册，唏嘘道：“这几位牺牲在吉安战役，那几位转移不及，在宁冈被捕……”剩下的若干名字后面，用铅字写着“失联”“下落不明”。厚厚一摞卷宗合上，仿佛那批血气方刚的青年只活在纸页之间。

傍晚，她独自走到县城南门外。城墙早拆，只留下一段残垣。野草摇摆，风声里似乎还能听见当年号角。她俯身拾起一块碎砖，轻轻掸去泥土，随手放进口袋。半小时后，她把砖放回原处，低声说了句：“留给后来人吧。”随行人员没听清，只见她神情平静，没有再掉一滴泪。

9月初，她离开永新返回北京。一路无话，但同行的列车员记得，她上车前特意买了两块豆腐干，说想尝尝家乡的味道。桌上那张已经褪色的车票如今保存在江西省档案馆，上面留下了她曾经的亲笔备注——“归途”。

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病逝于北京医院，终年七十五岁。官方讣告评价：“贺子珍同志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