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剑飞老八路的回忆：苏制转盘机枪能装70发子弹非常好用

一九四七年的那个清晨，在抚顺西社那片荒凉的野地上，当我看见团指挥部那几辆破大车时，两只手控制不住地抖。

倒不是冻的，也不是怕死，纯粹是因为心虚——就在刚才，我干了一件能把天捅个窟窿的大事。

没接到上级命令，我带着全排三十二个弟兄，自作主张撤出了阵地。

按那会儿的战时纪律，这叫临阵脱逃，枪毙两回都够了。

但我做梦也没想到，迎接我的不是黑洞洞的枪口，而是副师长那双激动得差点捏碎我骨头的大手。

这事儿听着邪乎吧？

在那个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年代，有时候活下来不靠拼命，得靠赌命。

这事儿得从一九八九年夏天说起。

那天我回青岛，去海军干休所看望老首长赵俭。

赵老那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硬汉，那天却突然问了我一句：“你说西社那一仗，到底该不该打？”

这一问，直接把我们就拽回了那个雷雨交加的黑夜。

说白了，那一仗就是吃了情报的亏。

咱们以为对面是块软豆腐，上去想捏一把，结果一脚踢在了钢板上。

守在西社山顶据点的，根本不是啥杂牌军，而是蒋介石的嫡系心头肉、全套美械装备的新六军。

当时的战场环境，真的是恶劣到家了。

我们一营三连本来是助攻，计划配合七连天亮前拿下阵地。

谁知道老天爷不开眼，部队刚动身，瓢泼大雨就下来了，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东北的大山里，那路滑得跟抹了油似的，战士们几乎是连滚带爬往上摸。

因为太黑，我们连的一排竟然走岔了道，阴差阳错跟在了主攻的七连屁股后面，稀里糊涂成了“敢死队”。

仗打得那叫一个惨，先头部队虽然硬冲过了铁丝网，但在新六军那种阔绰的火力网下面，几次冲锋都被压了回来。

伤员像流水一样往下抬，血水混着雨水，把山沟沟都给染红了。

就在这时候，团长给了我一个死命令：带一个排占领抚顺方向的山头，准备打援。

军令如山，我二话没说，带着二排长金耀山和战士们就顶了上去。

团长这预判还真准，敌人的增援部队很快就露头了，炮弹跟长了眼睛一样往我们这儿砸。

但打着打着，不对劲了——主攻方向的枪声突然停了。

透过那层雨幕，我隐约看见主攻部队已经撤下去了，连那个跑丢的一排的伤员都在往回撤。

有个腿被打坏的战士经过我防区时，喊了一句“连长，我走不动了”，那声音我现在想起来心里还发颤。

麻烦大了。

没人通知我们撤退。

通讯断了，我们就孤零零悬在山头上。

天蒙蒙亮，对面的敌人也反应过来了，发现这边还有个“钉子”，立马就开始反扑。

碉堡里的国民党兵甚至开始喊话：“共匪兄弟，投降吧！”

我看了一圈，加上我和通讯员，满打满算三十三个人。

对面是新六军，我们就这点人，都不够人家塞牙缝的。

撤？

没命令就是逃兵。

不撤？

那就是全军覆没。

那时候，二排长金耀山看着我，眼神里全是火。

我俩虽然没说话，但意思都懂：必须得赌一把。

我们做出了那个这辈子最大胆的决定：打退敌人这次进攻，然后——跑！

要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穿过两百多米的开阔地，这跟送死没区别。

但我们手里有个“宝”，那就是全团唯一的一挺苏制转盘轻机枪，还有那个叫刘三大的机枪手。

说起刘三大，这大连汉子是个传奇，外号“气死牛”。

为啥叫这名？

四七年秋天在南坟火车站，两头公牛顶架，谁都拉不开。

刘三大上去，单手推开一头，另一头牛不服气顶他，他双手抓住牛角一扭，愣是把那头大蛮牛给摔地上了。

战场上，这种不讲道理的蛮力，有时候比精密的战术还管用。

敌人开始像狗熊一样往山上爬，战战兢兢的。

我压低声音吼道：“听口令，机枪一响，全员全速过开阔地！”

看着敌人进了射程，我喊了一声：“打！”

刘三大手里那挺苏制机枪像条暴怒的火龙，那个大圆盘弹鼓里仿佛有打不完的子弹。

仅仅两个精准的长点射，冲在前面的敌人就被扫倒一片，剩下的鬼哭狼嚎钻回了碉堡。

就在敌人被打懵的那一瞬间，我们三十多个人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出了阵地。

苏制机枪的压制力太恐怖了，等碉堡里的敌人回过神重新探头时，我们已经像一阵风一样冲过了死地，连根汗毛都没伤着。

脱离危险后，那股子兴奋劲儿还没过去，恐惧感就上来了。

这是违抗军令啊。

二排长金耀山是个讲义气的，看出我心里发虚，凑过来说：“连长，这事是我们商量的，责任一起扛。”

我瞪了他一眼：“我是副连长，你是排长，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顶着。

一会儿见到首长，你在后面，我在前面。

要杀头杀我一个，你只要证明老子不是怕死鬼就行！”

回撤的路上，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心里七上八下。

大老远，我就看见了路边的两辆大车和那一群首长——副师长、正副团长、参谋长都在。

那气氛，凝重得让人喘不上气。

我硬着头皮走上前，敬了个极其僵硬的军礼，声音都在抖：“报告首长，我们没有接到命令，私自决定撤了下来，请处分！”

空气仿佛凝固了几秒，我甚至做好了被警卫员拿下的准备。

紧接着，李副师长竟然大步走过来，脸上笑开了花：“回来的好！

回来的好啊！”

他一巴掌拍在我肩膀上，差点没把我拍坐地上，语气里全是庆幸，“我们一直在听枪声，有枪声说明你们还活着。

这阵子枪声停了，我们正担心得不行。

你们判断得很准，那种情况下撤下来是完全正确的！

是我们通讯没跟上，没通知到你们！”

赵强副团长更是直接招呼：“累坏了吧？

快，让同志们坐大车走！”

那一刻，我心里的五味瓶彻底打翻了。

不是劫后余生的喜悦，而是一种想哭的冲动。

在那种你死我活的战场上，信任这东西，比黄金还贵重。

几十年后，当我和赵俭老首长再次谈起这场战斗，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除了唏嘘，更多的是一种释然。

老首长叹了口气说：“那时候我就反对打这一仗，军情不明啊。

但也正是因为你们的机灵和勇敢，才给咱们团留下了这宝贵的种子。”

那天中午，我们喝了不少酒，流了不少泪。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那些惊心动魄的瞬间，最终都化作了酒杯里的一声叹息。

但那个苏制机枪咆哮的清晨，和那次“抗命”的生死抉择，成了我这一生最无法磨灭的勋章。

参考资料：

辽沈战役纪念馆编，《辽沈战役亲历记》，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东北解放战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