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志愿军战士的回忆：入朝3500人，二次战役后就剩下几十人

满编3500人的主力团打成大班长？

1950年冬天，朝鲜战场上有个主力团，满编三千五百号人，打完一场仗，连队里能站起来的就剩几十个。

团长直接变成了大班长，政委成了副班长。

这不是段子，这是拿命换来的真实战损。

很多人现在还在那瞎扯，说志愿军赢靠的是人海战术，这简直是把无知当个性。

当对方一平方尺能给你炸出287块弹片的时候，人多有个屁用，那是送死。

那场仗，咱们不仅是在跟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拼命，更是在跟人类生理极限这玩意儿玩命。

若是把时间拨回到1951年，十九兵团阵地那边的动静，现在听着都觉的吓人。

对面为了撬开这道防线，简直是丧心病狂，一口气砸下来七百七十八万四千多发炮弹。

这数字啥概念？

要是用卡车拉，得动用五万一千辆；要是用火车皮装，得挂四千四百节车厢。

哪怕是石头山也经不住这么造啊。

阵地上的土层硬生生被翻起来三尺深，啥树啊草啊早就成灰了，剩下的全是那种松软的焦土。

战士一脚踩下去，直接没过脚脖子，有的甚至能陷到小腿肚。

当时有个作战科副科长叫余震，他在老秃山干了个事儿，随便在地上画了个一尺见方的小框，伸手一抓，你猜怎么着？

竟然从里面捡出了287块大小不一的弹片。

这哪里是在打仗，分明是在拿人肉和钢铁比硬度。

在这种“钢铁风暴”下，你就是铁打的汉子也扛不住。

也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被逼到绝境的中国士兵，搞出了一项让全世界都傻眼的工程——坑道战。

那时候战线虽然看着挺稳，但谁都知道那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地下长城”修筑开始了。

没有挖掘机，没有盾构机，战士们就一手拿枪警戒，一手拿铁钎死磕花岗岩。

炸药不够咋办？

去捡敌人打过来的哑炮，冒死拆出炸药包；运土工具不够？

那就把装炒面的铁皮箱、空弹药箱利用起来，甚至有的战士脱下裤子，把裤腿一扎，装满土往外背。

我刚查了一下数据，这帮“基建狂魔”的祖师爷们，硬是挖出了总长1250华里的坑道，相当于从连云港挖了一条直通西安的隧道；挖出的战壕加起来6240公里，比万里长城还要长。

这就彻底改变了玩法：敌人炸上面，我们在下面打牌、拉二胡；炮火一停，我们从地道口钻出来收拾步兵。

这种防空、防炮、防毒啥都能防的工事，硬是让那个本来只能当“大班长”的团长，重新拥有了跟美军王牌师叫板的底气。

但这只解决了“住”的问题，另一个更要命的事儿来了——那就是“饿”。

1951年深秋，补给线被美军绞杀战封锁，前线不仅断粮，连盐都没了。

二十六军当时有个统计，全军在阵地上挖野菜吃了足足180万斤。

这数字听着挺大，背后的心酸你是真想不到。

三营当时有七百多号人，上级好不容易送上来七百斤黄豆，命令是“吃七天”。

这怎么吃？

一天一两多？

副营长刘楹厚后来回忆说，这黄豆根本不是当饭吃的，是当“盐”用的。

炊事班把黄豆砸碎，撒在煮烂的树叶和野菜里，就为了那点豆腥味。

那时候，连吃树叶都成了一种政治任务。

通讯班有次在沟里找到一块没收割的黄豆地，豆子早没了，只剩干枯发黄的叶子。

弄回来煮成一锅黑水，新兵看着直反胃。

这时候党支部直接开会，要求“党员要把吃饭当成任务来完成”。

班长张义相带头，一边大口嚼着像破布一样的树叶，一边还得装作很香的样子哄新兵：“好吃，快吃吧！”

其实哪有什么好吃的，嚼在嘴里全是苦涩，嗓子眼像是被锯条拉过一样疼。

在那时候，咽下去的每一口苦涩，都是为了能再多活一秒，多朝敌人开一枪。

更绝的是，因为缺维生素，部队里爆发了大面积的“夜盲症”。

天还没全黑，战士们就成了睁眼瞎，稍微走几步就得有人牵着。

这对咱们这种靠夜战起家的部队来说，简直是致命的。

为了治病，大家真是想尽了土办法，打喜鹊、抓松鼠，把动物肝脏掏出来捣碎了生吞或者冲水喝。

更有甚者，因为太饿，战士们去吃一种叫“灯笼”的野果，没熟的时候又酸又苦，吃了还拉肚子。

有个小战士就是因为吃坏了肚子，半夜跑出去解手，结果被炮弹炸伤了胳膊。

可就在这种连野草都要吃光的绝境里，这群人依然乐观得让人心疼。

他们在山沟里立窑烧木炭，因为木炭无烟，不会招来敌机，大家终于能喝口热水。

也就是在这微光中，战士们用敌人投下的宣传单糊成扑克牌，用罐头盒绷上电话线做成二胡，在地底下唱起了家乡的小调。

那七百七十八万发炮弹没能炸垮的脊梁，靠着一百八十万斤野菜，硬是挺直了。

1953年7月停战签字那天，前线静悄悄的。

那个吃过树叶的老兵，从坑道里探出头，看了看久违的太阳，这一年，他才2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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