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北平的第一缕朝阳刚刚跃上城楼,周谷城随着华东代表团走下火车。此时距离天安门城楼上的开国礼炮不过数日,新中国的气息扑面而来,也让这位46岁的学者心头翻涌。冷风里,他打量着这座将被改写命运的古都,心想:历史的笔在翻页,自己该落笔何处?
短短几年,周谷城在公共讲坛、课堂、座谈会上忙得不可开交。《世界通史》初稿、文化政策建言、翻译事宜,他都放在案头。1952年冬,他应邀旁听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和部里同志再三强调“通史观念不能丢”。这种敢于直陈的脾性,毛主席早有耳闻,偶尔还会在会议间隙笑着说:“南方那位谷城先生,又写了一摞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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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5月,中央文学艺术工作座谈会召开前夕,周谷城抵京。刚住进北京饭店,秘书就递来一张短笺:中南海西苑泳池,晚上七点,毛泽东候。那一天他已年近六旬,距离少年水戏湘江已过去三十多个寒暑。泳裤倒是带了,却多少有些踟蹰。
暮色降临,池水在灯光下泛着淡蓝。毛主席先一步下水,伸臂划出一串涟漪,爽朗地招呼:“谷城先生,水不冷。”周谷城扶着扶梯,半真半玩笑:“我这个人呀,既不能深入浅出,也不能由浅入深。”一句话逗得岸上岸下都乐了。主席仰面漂浮,涌起的水声盖过笑声——这一幕后来被工作人员悄悄记在日记。
上岸后,两人披着浴巾随意坐在池边台阶。毛主席随手取出随身携带的小本《汉书》,翻到《赵充国传》。他指着灯下微微跳动的字:“赵充国那回西北屯田,被人骂得不行,可他扛住了,最后才赢。真理啊,总得有人扛。”周谷城垂首短思,指节轻轻敲着书脊,没急着接口。
夜风渐凉,话题却愈发热烈。诗经、离骚、逻辑、农耕文明的断续,乃至川湘两地方言的互文,他们一并摆上台面。凌晨一点,警卫提醒休息,主席笑道:“让你回去想想,再来分辩。”简短却颇有嘱托意味。
座谈会结束后,双百方针正式提出。周谷城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八字稿送进中南海,主席提笔添上“四字诫”——“多快好省”。口号由此定形。会后不久,《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发表,赞扬与质疑并行。有人甚至点名攻击:“周先生陷入形而上学!”竖炮声中,他仍照常备课,改稿,写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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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春,上海展览馆会议间隙,毛主席把他唤到一侧:“逻辑文章,写得好,请继续。”周谷城轻叹:“火力太猛,有点顶不住。”主席摆手:“辩论,怕什么?”两人相视一笑,往茶碗里添了水——水面泛起圈圈涟漪,仿佛又回到泳池里的夜晚。
事实上,毛主席早有让周谷城主持社会科学院的构想。一次谈话中,主席提及“自然科学有郭沫若撑着,社会科学也得有人扛旗”。周谷城却自认“未敢当”,先行告退。多年后回忆,他说那是生平最大遗憾之一,但“不敢当”三个字,也显出一位史家的谨慎与自知。
时间推到1966年,政治风雨骤起。周谷城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蒙尘良久。关押、批判、抄家,他默然承受。在清理旧书队伍到家中时,他指着书橱说:“这些是史料,是国家的,不是我的。”语气平静,却掷地有声。有人转述给主席,主席沉吟良久,只嘱咐道:“书要给他留着,他的通史还没写完。”
1976年9月9日凌晨,噩耗传来。周谷城一夜未眠,清晨执笔写下七律:“抢地吁天呼不应,伤心惨目泪如潮……”此后整整十年,他闭门补写《世界通史》终卷,在枯坐与病痛中完成鸿篇,全书翌年付梓。他常对学生说,最难的是把握“天下一体,人类共生”的大势,这八字,算是对老朋友那句“合中国之实际”最朴素的回应。
1996年1月,周谷城在上海病逝,享年九十九岁。清理遗物时,家人发现那本被反复翻阅的《汉书》仍置案头,封面已透油光,内页夹着的,是当年中南海泳池畔的邀请函。旁白写着一行小字:“真理长河,须涉水而行。”字迹遒劲,却见微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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