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为郑维山三次安排工作无果，聂荣臻、徐向前、李先念为其发言

1979年初春的一天，北京西郊细雨微寒。在玉泉山的一场小型座谈会上，久未露面的郑维山名字忽然被几位开国将帅提起，这一幕成了后来数次“为他安排工作却又搁浅”的序曲。

郑维山1915年4月生于河南信阳，15岁参加红二十五军，攻城野战身经百战；抗日时期随一一五师东征西战，三五九旅南下时他已是团政委。1945年晋冀鲁豫大反攻，他指挥之十纵被敌称为“夜行虎”，打太行、过黄河，战绩斐然。1949年建国前夕，他34岁，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正当壮年。

转折出现在1971年1月。李德生接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同日，郑维山被“暂时离职”，随后被送往安徽白湖农场。“华北山头主义”这顶帽子压得他喘不过气，他却云淡风轻，搬行李时只带走几本《毛泽东选集》。冬夜里农场北风凛冽，他守着火盆默默读书，一读便是几年。

1976年多事之秋接踵而至。周恩来、朱德辞世，唐山大地震震痛全国，9月9日毛主席去世，噩耗连连。农场广播里接连传来沉重消息，守门的战士悄悄告诉郑家人：“老首长两天粒米未进。”那是他一生中最难挨的几周。

1978年12月29日，中南海里一场专题会传出一句话：“原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的问题要抓紧解决。”总政随即重新组班子复查，1979年2月通知他先回北京等结论。他离开已八年，车子驶上长安街时，他捧着那几本磨旧的书，窗外灿烂灯火令他有些恍惚。许世友、韩先楚等老友闻讯赶来，许世友大嗓门一开口：“你这一走，让我们上哪儿找人？”

同年秋，关于“华北山头主义”的复查结论彻底推翻旧案，但郑维山坚持先给部队中受牵连的数千名干部正名，自己的事靠后。徐向前得知后，把他叫到家中：“流水不问是与非，总得给你个交代。”郑维山点头：“查吧，我不怕，问题越多，越能证清白。”

1980年10月21日，中央和军委批复的审查结论正式下发，肯定了郑维山的历史贡献。接下来便是重回工作岗位的安排，一连三次意见上报又被突然搁置。第一次拟任职北京军区，两天前还在走程序，突然有人对军委秘书长杨尚昆说，“郑维山向来有地位观念，闹名利”。第二次、第三次同样走到最后一关又冒出异议。办事人员都摇头，连徐向前都忍不住一句：“荒唐！”

10月11日，杨尚昆请杨得志与郑维山促膝谈心。郑维山笑得很淡：“1954年我被点名接华北军区司令，我三次请朱良才当正职，自愿干副手，闹名利从何谈起？”短短一句，算给质疑者回了底牌。

聂荣臻、徐向前、李先念随后同声为他发言。李先念的话最直接：“不是能不能打仗的问题，他是能打大仗、恶仗的人。”言下之意，以用人观战功论，郑维山一无可挑。几位元帅的背书敲定了最后一锤。邓小平干脆一句：“那就让他去甘肃吧。”

1982年12月，任命电报飞抵兰州：郑维山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已阔别一线指挥十余年的他抵达黄河岸边时，雪正悄落祁连山。兰州军区一度因地广兵分散、补给线长而头疼，他抓战备、练机动、设预案，半年见效。西北瓜果丰收往往成“人情货”，他立命令叫停：“群众有意见，哪怕小事也要理。”一纸文电，下级悄送的特产箱子绝迹。

聂荣臻夫人因病急需冬虫夏草，聂帅秘书打电话求助。按惯例出公文采购轻而易举，可郑维山自掏腰包买了两小袋，亲送到首长家门口。聂帅握手时轻声一句：“礼轻情意重。”这事在兰州军区悄悄传开，干部嘴上不说，心里明白：首长是有规矩的人。

五年后，他申请卸任返回北京。第一招待所门口，搬运兵看他只有几只旧纸箱，忍不住嘀咕：“郑司令也太简朴了。”纸箱里装的是几十年笔记、本子和地图，没有一件公家物品。伙食费、水电费、党费，他一样不少，全部结清，这才离开西北。

退休后，他仍关心老区建设。京九铁路规划公布，他同李德生等几位将军联名致信中央，请求线路经过信阳，便利大别山。铁道部后来笑称：“几位老将把铁路拉弯了。”老人听说后只是摆手：“革命根据地需要发展，弯一点算什么。”

2000年5月9日1时10分，郑维山病逝，享年85岁。根据遗愿，骨灰撒在信阳屋脊洼的大青山，他少年时爬过的那块巨石旁，春风掠过，松涛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