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为何“大思想家”一个都没出现，可耻地交白卷？

依我愚见，20世纪的中国，论大学问家，确实得首推陈寅恪与钱锺书。但要说“大思想家”，又着实连一个都没，可耻地交白卷。当下社会风气，动辄“民国大师”，也热衷制造“思想家”，有甚者南大那群教授把张之洞詹天佑都捧成了“思想家”，也真是够离谱。

20世纪的本土，何以不出“大思想家”，细思原因也是怪，按理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承前启后只等东风了，研究学问厉害的也真是一波又一波涌，可愣是没冒出一个哪怕半个“大思想家”。过去有人议论说，那是因为本土读书人惯有的“油滑的犬儒人生态度与卖弄渊博的儒家文人心态”影响了思想的发挥与创造，似乎也有点道理。要我“爆论”，文化积淀太浅与文明底蕴太深厚的地方，似乎都很难出品“大思想家”。太浅是因为没有依凭，“思想”是得有积累与连续的，不可能凭空而生出来一个“巨子”，非洲人搞烧烤在行，但不大可能有人会去研究“梦的解析”；可要是传统过于深厚，深厚到让人透不过气来，几辈子读不完的典籍，向天再借五百年也理不清的文化遗产，以及那种掉书袋式的诠释型学问体系，也确实会成为压垮创造型心智的最大负担，只怕还真不如一个500G的U盘顶用。中西都一样，历史上出过很多那种“无所不知”的人.中世纪诗人约翰.高尔（John Gower）说尤里西斯“此个人无所不知”，到了十七世纪耶稣会士阿塔纳斯·珂雪（Athanasius Kircher）又被称作“最后一位无所不知的人”，随后中国的沈曾植在世时也不只一次受人如此称扬，但他们的“思想”贡献几乎都很小，近乎付诸阙如。Peter Burke如此寄慨遥深过，“博学是要付出代价的，博学家最难避免‘半瓶醋’，有时那代价便是失之浅薄”（《博学者与他们的时代》，麦田2022年版，页55）。

鲁迅偏激号召“少看或不看中国书”、“把线装书扔入厕所去”，根本焦虑也在这里，觉得不如此彻底就无法再造“新人”，四书五经祖传药膏牛皮癣没有出路。正如当年冯友兰感慨过的，现代人汲古越多越勤奋，可能是一种副作用，“思想原创”往往就越难了。弗洛伊德、韦伯、罗素、罗尔斯们要比博学与阅读量，不大可能赢过陈寅恪与钱锺书，就维特根斯坦那种吊儿郎当的作派与若有若无“学识”，搁我们这大概率连211大学硕论都通不过，更不可能去发C刊。可见“学识”不等于“思想”，彼得.柏克口中的那类“博学家”也不会自动升格为“思想家”。当今学界明星诸如张一兵王子今陈平原们，拥趸再怎么捧，也应该只能叫“论文学家”、“著述学家”，亦或者是“C刊学家”，而不可能是“思想家”，尽管现在的舆论评价系统已经宽容到没边了。前日我读徐泓那本《燕东园左邻右舍》，直觉这是2024年最好的一本书，可唯一扎眼的一处，就是作者徐泓都把谢冕捧为“大师”了，徐女士出身名门，自己也是堂堂北大教授，不知何以会这么缺乏判断力。再说的不客气一点，现在是妖孽迭出的时代，尤其是所谓学术界，挤满了浪得虚名又自我膨胀的角。已故“冷嘲家”何满子老先生说这是“文阁遗风”，盖彼时以戴高帽为催辱人之具，今则以戴高帽为抬举人之具，其戴高帽则一。

毋庸讳言，近代学人中，我是最佩服陈寅恪与钱锺书的，大概率这两位真属于“最后一位无所不知的人”那范畴，可惜他们也无法再进一步，由“学者”跻身“思想家”之列，尽管他们俩算是最接近的了。陈寅恪在史学方面毋庸置疑是第一人，而钱锺书在文艺批评上的功底自也是世无其匹，他们都有那个资本跑哈佛剑桥牛津，找彼时西方世界一流学者论剑一番的，但他们的确谈不上是什么“思想家”。他们可说是文史天才，书蠹一生又谨守分际，专业能力自然也极强，生平有很多的“学术创见”，但要升华到“思想创造”或“思想理论”位阶，那应该是没有的。我小的时候，本土知识分子一窝蜂捧顾准是什么“20世纪中国唯一思想家”，可要你真的找来看一看，多半也会明白过来，那不过就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既朴素又夸张的软广营销辞。要我如实评价，顾准也好，张中晓也罢，都不过是那个迷乱年月很能独立思考的读书人，立定脚跟想了很多常识，虽然极难得，可终归不随大流而已，罕见但还说不上多有“思想”。今年6月份，听闻张中晓故乡所在的浙江绍兴越城区恂北村即将拆毁，我还特意跑去凭吊一番，荒烟蔓草断壁残垣之下感触良多。坦白说，我是尊重这种知识分子人格，但于其文化与思想贡献，也是有保留意见的。早年读朱学勤，看到他说，顾准张中晓这些人的“思想”早就过时了，但他们的“精神价值”永远比具体认知更有意义，也更为长久，这是说到我心坎上了。

我也从不认为鲁迅就是“思想家”。鲁迅固然有“思想”，但也断然难说是“思想家”。若横向比较，按照西人定义，鲁迅更属于批判型重量级“知识分子”，更重要在展现一种无畏姿态与担当角色，虽一生中也有过不少石破天惊的“大判断”，但毕竟东一鳞西一爪，打一枪放一炮，属于不成体系的“随感录”。纵向来说，他属于看待人性、旧史与时事很透彻的那种异端知识分子，但这样的知识分子，即吾国历来实亦代不乏人，他大抵相当于汉代的王充，唐代的慧能，明代的李贽，乃至入清以后的顾炎武王夫之戴震赵翼也是相近的（我读《日知录》《读通鉴论》《廿二史札记》，觉得那里也充斥着大量极高明的“大判断”与极透彻的社会“见解”），甚至同时代的“乃弟”周作人也不会比他浅薄。我想还是得如实承认，诸如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这类真正改变全人类思维格局的（大）“思想家”，20世纪中国从来没有生产过，除非你是为了所谓“面子”，需要硬撑虚构。但那也是自说自话的虚荣，没什么意义。说句套话，学问公器，不分新旧中西非洲亚洲城乡清北，还是有一套标准或共识的，尽管今之著名耿直boy兼国子监致仕司业辛德勇教授可能不同意。

要说到问题的根本，我还是比较同意李大兴先生的意见，即我们本土的观念，还是太轻视“无用之学”了，导致“大思想家”无法立足（《在生命这袭华袍背后》，三联书店2017版）。在我们一般人的认知里，总觉得“知识”得“有用”，“学问”得“实践”，所谓“经世致用”、“躬行出真知”、“道不虚谈学贵实效”才是天经地义的，不然就要嘲笑，连本土读书人们自己也不敢瞎想、空想。可实际上，持此逻辑或认识的人们，终究看不到一个事实：所谓的学问乃至思想，往往就是无用的，或者说就是与时代与现实无关的，甚或就是一堆抽象的学理与符号。技术才与现实息息相关，文化与思想不是，最多只是观念的不断构建、更新与拆解，简直都是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比如海德格尔整天跑山林瞎琢磨“我是个啥东西”，维特根斯坦在战场念兹在兹“唠嗑只是费花生米吗”的问题，所思所想都与现实有何关联呢？可西人就有这种“玄想至上”的传统，社会上的人也能认同和尊重，所以他们才能成就为“思想家”，乃至“大思想家”。

换在本土，在如今据说是华夏盛世NO.1的大明，李贽老师不过稍微提了一嘴“孔子是否绝对正确”的碎碎念，结果就要深陷囹圄，最终喉咙一割了之。而今偶尔清北出现那么一两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数学怪才什么的，大众就会当千年怪物一般围堵，瞎起哄吹哨子投喂食物，这社会氛围两相比较下来，问题不是很显然么？一言以蔽之，要出大“思想家”，得先有能与之适配的土地与人民，然后总有人从中脱颖而出，否则好比Type-C接口永远无法为iPhone充电。

2025.11.30,乱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