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汪精卫是如何从蒋介石的眼皮底下，离开重庆远赴香港？

1945年8月，陪都重庆闷热得像一口大蒸锅，宪兵司令部里不时有人提起一句：“若当年拦住汪精卫，眼下哪还有南京伪政权的祸害。”一句抱怨，把众人思绪拉回七年前。档案袋被重新摊在桌面，黄色卷宗的扉页上写着“1938年12月汪案”，那场离奇出走的细节又一次浮到水面。

时间倒回到1938年初冬，武汉失守的阴霾尚未散去。蒋介石外出视察，留守首都事宜由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暂代。看似风光，却是“蜡烛两头烧”：正面要稳定战争动员，暗地还得应付日本人的“和平呼声”。就在此时，东京外务省递来密电，承诺推汪为“和平代言人”，条件是尽快脱离重庆。汪精卫的权力野心再次被点燃。

密电抵渝后，梅思平、周佛海轮番进出汪公馆，一连几晚灯火通明。会上，梅思平放出话头：“日本已敲定方案，只等先生亮相。”周佛海掂量得失，附送一句：“动作越快越好。”语气虽轻，却像一根火柴。汪精卫并未立刻点头，他对日本外交部旧事仍心有余悸。然而陈璧君一句“机不可失”，终于让他下定决心：走。

路线成了第一难题。直飞香港简单，却太扎眼；从滇越线迂回，则可借龙云势力掩护。陈璧君早在春季两度赴昆明，摸准龙云对蒋的不满。云南王自认有了与中央讨价还价的筹码，答应为汪“护送出境”。昆明—河内—香港，这条斜刺的航线就此定下。

细节必须滴水不漏。汪精卫表面依旧西装笔挺地赴党部办公，夜里却亲自筛选文件，凡字里行间涉及和谈的纸张全部焚毁。珊瑚坝机场的机票由交通部处长彭学沛办理，汪交代八字要诀：不留痕迹。每一张票、每一道手续，都绕开了军统的眼线。

计划原本排在12月8日。但7日上午，一个电话搅乱全盘：蒋介石提前回渝。听筒那端，秘书长简短通报：“委员长下午两点召集会议。”汪精卫一时脸色铁青，又迅速压低声音敷衍：“噪音大，再说一遍。”挂断之后，他和陈璧君对视片刻，屋内气氛仿佛冷水泼火。陈璧君脱口而出：“不能去开会。”汪思忖再三，决定硬着头皮出席，以防打草惊蛇，并在会议桌底握住那把自卫手枪。

几日僵持，警报未现，蒋介石似乎毫无察觉。17日晚，幕僚通知汪：次日蒋介石要给青年中央委员训话，副总裁可不必参加。时机终于出现。18日上午九点，一辆吉普悄悄驶出中山三路的公馆，车窗挡风布随风抖动，车内只有陈璧君。汪精卫则坐在第二辆无标志轿车里，贴着前车尾随。

抵达珊瑚坝机场后，意外又一次降临。空军司令周至柔恰好也要赴昆明，一脚踏进候机厅就看见陈璧君，笑着行礼。短暂寒暄，陈璧君借“胃痛”甩开周至柔，拖延十分钟。汪精卫赶到时，登机口已开始最后检票。两人相视点头，脸上是得体笑容，额角仍有细汗。机舱门关闭，发动机轰鸣，将他们送上滇中高空。

下午一点多，昆明机场出奇热闹。锣鼓、彩旗、横幅，“欢迎汪副总裁莅临视察”的红字醒目刺眼。汪精卫隔窗一瞧，低声骂道：“这老滑头！”龙云盛大排场并非迎客心切，而是把汪曝光于众，以备日后向蒋证明“并无私通之意”。汪只得命随从要求撤旗散人，半小时后才步出机舱。

当晚龙云设宴款待美国驻昆领事，又派人转告汪精卫“务请光临”。汪以“飞行疲惫”为由婉拒，在住所暗商后续。凌晨，密谈开始，龙云提出唯一诉求：“一年之内，日军必须撤出滇黔铁路沿线。”汪精卫口口声声“必向日方力争”，随后请求包机前往河内。龙云知其已无回头路，爽快答应。

19日清晨，欧洲航空公司的小型客机滑出跑道。起飞前，汪精卫故意拍电重庆：“高空缺氧，心律失常，拟滇留一日。”字面中规中矩，实则烟雾弹。一个半小时后，飞机跨过中越边境，舷窗外青山渐低。这个转瞬消失的身影，彻底滑出蒋介石的掌控。

事后不少军统人员追问机场值勤记录，才发现两张登机凭证使用了假名。蒋介石得讯捶桌，却已回天乏术。回顾整个过程，真正的遮掩是身份与时间，而非空间。蒋在前线，龙云在后方，梅思平与周佛海分头牵线，层层暗码织出一条“隐形通道”，让汪精卫离开重庆时几乎不带涟漪。

有意思的是，周佛海拿到“兰姐因事不能如期来”的密电，原本以为计划破产，没想到只隔十天就接到“目标已越境”暗号。细算一下，从第一次东京密会到飞抵香港外港，前后五个月，汪精卫把“公开身份”与“秘密路线”巧妙交错，用足了国民政府体制本身的缝隙。

历史没有假设。如果那通提前回渝的电话再早半天，或者周至柔在机场多问一句，汪精卫能否脱身都要打个问号。然而所有偶然凑到一起，就成了铁板钉钉的后果。1938年12月的这场逃遁，让一个本已半退居幕后的政要，再次跳到聚光灯下，随后把民族危局推向更深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