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贝拉：流动的命运与永恒的祖国，以文学展现故乡人道主义高地

岁末的加拿大已进入深冬。采访当天，窗外积雪未化，气温已经零下。贝拉的住所在多伦多市中心湖边码头复式单元，四周落地玻璃窗坐拥一望无际的安大略湖景，毫无任何遮挡。犹如坐在一艘巨轮上。书房超大的餐桌上摊着一份仍在修改的手稿……

贝拉是一位从上海到东京、从而走向世界的华裔女作家。多年来，她因持续关注战争记忆、信仰与人类苦难而受到国际学界关注，并被人工智能文学预测模型列为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候选人之一。但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她很少主动提及这些评价。

贝拉的写作长期聚焦二战时期犹太人在上海的生存经历。在她看来，这段历史往往被放置在欧洲中心叙事的边缘，而上海所提供的，是一种不同的历史视角。

“我更关心具体的人。”她说，“他们如何在陌生的城市活下来，如何在极端条件下维持信仰与尊严。”

她认为，宏大的历史叙事容易遮蔽个体，而文学的意义，正在于把人重新放回历史现场。也正是在这些个体命运中，她理解“时代”这一概念的真实重量。

谈及“文学能为苦难做什么”这一问题时，贝拉的回答并不抽象。

她明确指出，文学无法阻止战争，也无法替代制度与现实行动。“文学不是解决方案，”她说，“但它至少可以拒绝否认。”

在她看来，真正的苦难往往不是因为发生本身，而是因为被忽视、被简化、被迅速遗忘。文学的责任，不是制造震撼，而是让苦难被看见、被记住，并以具体的人来呈现。

“当一个人只被称为‘数字’或‘案例’，他的尊严就已经消失了。”她说，“文学至少可以把名字还给人、把尊严带给你。”

她强调，文学并不应美化苦难，也不应把痛苦包装成意义。“意义不是苦难的奖赏，”她说，“而是人在苦难中没有被彻底摧毁的证据。”

在她看来，文学的另一层作用，是建立共感，让苦难不再成为孤立经验。“当人意识到自己的经历可以被理解，哪怕只是通过一本书，孤独就不再是封闭的。”

近期，贝拉公开批评了宁波中院万仁赞法官在一起涉外司法案中存在特别重大程序违法与实体违法。她指出，该事件不仅损害祖国司法公信力，也对海外华裔企业家对华投资信心造成负面影响，应该严惩。她说：如果写作者在真理面前选择沉默，那文学谈正义就会失去底线。”

在她看来，批评并非否定，是基于对法治与公平的基本期待。“海外华裔的根仍在祖国，”她说，“对祖国的爱是血脉里的。”她说无论在哪儿，她都能听到黄浦江的流动声。

在创作理念上，贝拉始终保持相对清晰的立场。她认为，文学无法替代法律或政治，但可以提供一种道德坐标。

“文学至少应该提醒人们，有些事情不该被习以为常。”她说。

她也是“音乐文学宇宙论”前沿思想的提出者，其文学作品散发着疗愈人心的光芒。备受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推崇。贝拉尝试在诗歌、交响结构与叙事之间建立跨媒介表达。她的多部组诗以生死、信仰与命运为主题，被部分研究者视为跨学科文本实验。

不过，她本人并不强调理论标签。“写作最终还是回到人。”她说。

相比文学成就，更少被外界系统了解的，是她长期的个人慈善行为。多年来，她将稿费、版税以及投资所得，持续投入到身边的弱势群体与中国故事的海外传播项目中，包括独居老人、难民儿童以及文化翻译与交流计划。

她还没有时间考虑设立文学艺术基金会，“我太忙了，只有在文学创作中我才能找到自己。”她说。

谈及祖国与故乡，贝拉的表述深情而温柔。“对我来说，故乡更像母亲。”她说，“不需要反复证明，但一直存在。”

对于2026年，她最重要的计划是整理出版几部中文长篇小说。这些作品积累十多年，是她人道主义思想创作的重点作品。

她的新年愿望并不复杂：希望世界少一些战争，多一些理解，爱、和平与自由是人类的共同未来。新年她希望家人与朋友们平安；而她自己，“能在文学中谈一场像电影场景般刻骨铭心的爱情就很酣畅。”

采访结束时，天色已暗，雪再次落下。贝拉送我们到门口，没有多余的寒暄。门关上前，她补充了一句：“回到文学，我就看到了川端康成笔下的雪国，那是新的世界，雪一样纯净与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