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秋，我在录像厅看场子，临检时，一个女警悄悄放我从后门走

一

1993年的秋天，雨水比往年都要多。

整个九月，江城像是泡在一口发了霉的大缸里，湿漉漉的，透着一股铁锈和灰尘混合的味道。街道两旁的法桐叶子还没黄透，就被连绵的秋雨打落在地，黏在坑洼的水泥路面上，踩上去“吧唧”一声，溅起带着腥气的泥水。

我叫陈江河，二十岁，在老城区一家叫“夜来香”的录像厅看场子。

说是录像厅，其实就是个放了十几排破旧海绵沙发、一台29寸彩电和两台录像机的仓库。门口挂块褪了色的红布帘子，上面用黄色油漆歪歪扭扭写着“夜来香”三个字。白天放正经的港片，晚上十点以后，帘子一拉，铁门一关，放的就是那种“带色儿”的片子。

我的工作简单得很：卖票、放带子、打扫卫生，还有——防止有人闹事，或者突然有“大盖帽”来查。

老板姓胡，我们都叫他胡老三。四十出头，左脸有道疤，据说是年轻时在火车站跟人抢地盘留下的。他很少来店里，通常一周露一次面，收走钱，扔给我两百块工资，再塞两盒新带子。

“江河，机灵点。”他每次都这么说，一边说一边用那双浑浊的眼睛盯着我，“出了事，你知道轻重。”

我知道。所以我每天都把警惕性提到嗓子眼。

我需要这份工作。我妈有风湿，一到这种阴雨天就下不了床。我爸在机械厂下岗了，现在每天骑辆破三轮，在菜市场门口拉活儿，一天挣个十块八块，还不够我妈抓药的。

一个月两百，我能留五十，剩下的一百五全寄回家。每次去邮局，看着汇款单被窗口里的工作人员收走，我心里才会踏实一点。

至少，这个月我妈的药钱有了。

二

夜来香录像厅藏在老城区最杂乱的一条巷子深处。巷子叫“团结巷”，名字挺响亮，实际上就是一片挤挤挨挨的私搭乱建房。电线像蜘蛛网一样在头顶纠缠，晾衣竿横七竖八地伸出来，挂满颜色暗淡的衣物，往下滴着水。

录像厅隔壁是家台球室，再隔壁是家理发店，招牌上写着“丽丽发屋”，玻璃门总是雾蒙蒙的，看不清里面。

来这儿的人很杂：附近工厂下了班的青工、无所事事的社会青年、偷偷从学校溜出来的中学生，还有一些眼神飘忽、说不清是干什么的中年男人。

他们花两块钱买张票，钻进那片昏暗里，盯着屏幕上晃动的人影，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出来时，有的满脸兴奋，有的神色恍惚，还有的会偷偷摸摸问我：“兄弟，有没有更‘那个’的？”

我通常摆摆手，不说话。

胡老三交代过，明面上只放“三级”，再往下的，得是熟客，还得加钱。

我不想惹麻烦。

十月中旬的一个下午，雨暂时停了，但天还是阴得厉害。灰色的云层压得很低，好像随时又会泼下水来。

我搬了张板凳坐在录像厅门口，手里拿本从旧书摊上淘来的《七剑下天山》，有一搭没一搭地翻着。空气里弥漫着潮湿的霉味，还有隔壁台球室飘来的烟味。

快到四点的时候，一个穿灰色夹克的男人走了过来。

他大概三十五六岁，个子不高，很瘦，脸色是一种不健康的蜡黄。走路时肩膀微微耸着，眼睛不停地左右瞟，像只受惊的老鼠。

“看片子？”我抬起头。

他点点头，从兜里掏出两块钱皱巴巴的纸币，递给我。

我扯了张票给他，指了指帘子。

他掀帘进去，没过两分钟，又钻了出来。

“兄弟，”他凑近我，压低声音，“有没有……更刺激的？”

我看了他一眼，摇摇头：“就这些。”

他不死心，从另一个兜里摸出五块钱，塞到我手里：“帮帮忙，我就想开开眼。”

那五块钱湿漉漉的，沾着他手心的汗。

我犹豫了一下。胡老三说过，生客不做这种生意。但这五块钱，够我买三条“大前门”，或者给我妈买两贴膏药。

“等晚上。”我把钱攥在手心，声音压得比他还低，“十点以后。”

他眼睛一亮，连连点头，又钻了回去。

我心里有点不安。这人看着眼生，而且总给人一种说不出的怪异感。但我需要那五块钱。

三

晚上九点半，最后一场正经港片放完了。

《英雄本色》里，小马哥倒在血泊中，那句“我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只是要告诉别人，我失去的东西一定要拿回来”还在空气里回荡，观众已经陆续起身，打着哈欠往外走。

我关了电视，打开灯。

昏黄的灯光下，十几排破沙发露出本来面目：海绵从破口处翻出来，污渍斑斑，地上扔着瓜子皮、烟头和用过的纸巾。

我开始打扫。扫地，把垃圾铲进簸箕，再用一块脏得看不出颜色的抹布随便擦擦电视柜。

十点整，我拉上厚重的布帘，关上那扇吱呀作响的铁皮门，从里面闩上。

重头戏要开始了。

我走到柜台后面，打开一个上了锁的抽屉。里面整齐地码着十几盒录像带，封面上没有任何字，只有用圆珠笔写的编号。

我挑了其中一盒，上面写着“07”。

正准备放进录像机，铁门被敲响了。

“咚咚咚”，声音不大，但很急促。

我心里一紧，迅速把带子塞回抽屉，锁好。然后走到门边，透过门缝往外看。

是下午那个穿灰夹克的男人。他身后还跟着两个人，一个高胖，一个矮瘦，都穿着廉价的西装，领带歪斜。

“开门，兄弟。”灰夹克压低声音说。

“今天不营业了。”我隔着门说。

“别啊，说好的。”他晃了晃手里的东西——那是一张十元的钞票，在门外昏暗的光线下格外醒目。

我犹豫了。三个人，三十块。这几乎是我半个月的烟钱。

最终，贪念战胜了警惕。我拔开门闩，拉开一条缝。

三个人挤了进来，带进一股潮湿的冷风和浓重的烟味。

“快点快点。”高胖的那个不耐烦地催促。

我让他们坐下，重新锁好门，拉紧帘子。然后从抽屉里拿出07号带子，塞进录像机。

电视屏幕亮起，出现一片雪花，然后是暧昧的音乐和晃动的画面。

那三个人立刻安静下来，眼睛死死盯着屏幕。

我坐回收银台后面，点了支烟。劣质烟草的味道冲进肺里，让我稍微镇定了一些。

片子放到一半，铁门再次被敲响。

这次的声音完全不同——有力、规律，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

“开门！派出所查夜！”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全身的血液好像瞬间凝固了。

那三个人也吓傻了，从沙发上弹起来，像没头苍蝇一样乱转。

“后门！”我压低声音吼了一句，手指向柜台旁边——那里有个不起眼的小门，通向录像厅后面堆放杂物的窄巷。

那三人连滚爬爬地冲过去。

我手忙脚乱地关电视，抽出录像带，想把它藏起来。但已经晚了。

铁门被猛地撞击，门闩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

“开门！再不开门我们撞门了！”

我绝望地站在原地，手里握着那盒烫手的录像带，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在门闩即将断裂的瞬间，一个声音在门外响起，是个女人的声音，冷静而清晰：

“张哥，这边窗子好像有动静！可能有人跳窗跑了！”

“什么？”另一个男声响起，“几个人？”

“至少两三个，往东边跑了！”

“追！”

门外响起杂乱的脚步声，迅速远去。

我愣在原地，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

这时，铁门被轻轻推开了——刚才那一下撞击已经让门闩松脱。

一个穿着警服的身影闪了进来。

是个女警察。很年轻，大概二十五六岁，短发齐耳，脸型清秀，但眉眼间有一股英气。她动作很快，反手就把门虚掩上。

她的目光迅速扫过空荡荡的录像厅，然后落在我身上，落在我手里的录像带上。

我心脏狂跳，等着她掏出手铐。

但她没有。

她走到我面前，声音压得很低，语速很快：“从后门走，现在。别走大路，穿过巷子往江边去，那边有个废弃的造船厂，先躲起来。”

我呆住了，完全无法理解眼前的状况。

“快走！”她眉头皱起，语气里多了一丝焦急，“他们马上会回来！”

我这才反应过来，机械地转身，冲向那个小门。

就在我拉开门的那一刻，我回头看了她一眼。

她正弯腰捡起地上一个烟头，动作自然得就像在自己家打扫卫生。昏黄的灯光照在她侧脸上，她的嘴唇紧抿着，眼神专注。

我没时间细想，钻进了后巷。

四

后巷窄得只容一人通过，堆满了烂木板、破家具和散发着馊味的垃圾袋。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跑，好几次差点摔倒。

巷子尽头是另一条稍宽些的街道，没有路灯，只有两侧居民楼窗户里透出的零星灯光。

我按照她说的，往江边方向跑。

脑子里乱成一团浆糊。她为什么要放我走？一个警察，为什么要包庇我？她认识我吗？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

我不敢往深处想，只能拼命地跑。

雨水又开始下了，淅淅沥沥的，打在我脸上，混合着汗水流进眼睛，又涩又疼。

我跑了大概二十分钟，终于看到了江堤。雨夜中的长江像一条黑色的巨蟒，无声地蠕动。江水拍岸的声音沉闷而有力。

沿着江堤往东再跑一段，果然看到了那个废弃的造船厂。几座巨大的船坞像怪兽的骨架，黑黢黢地矗立在江边。铁丝网围栏破了好几个洞，我轻易地钻了进去。

厂区里长满了荒草，齐腰高。我找到一座看起来相对完整的仓库，门半掩着，里面堆着一些生锈的机器零件。

我躲了进去，瘫坐在潮湿的水泥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

直到这时，我才感觉到手里还攥着东西——那盒07号录像带。

我像被烫到一样，猛地把它扔出去。带子撞在铁架上，弹了一下，落进草丛里。

雨越下越大，敲打着仓库的铁皮屋顶，发出密集的鼓点声。

我蜷缩在角落里，浑身湿透，冷得直发抖。

现在怎么办？

录像厅肯定被封了。胡老三如果知道是我当班时出的问题，会不会找我麻烦？派出所会不会通缉我？我才二十岁，如果有了案底，这辈子就完了。

我想起我妈。如果她知道我在干这个，如果她知道我被警察抓了，她那本来就脆弱的心脏受得了吗？

还有我爸，他每天蹬三轮挣的那点钱，怎么养活这个家？

我抱着膝盖，把脸埋进去。

不能被抓。绝对不能。

可是我能去哪？回家？不行，那会连累家人。去找朋友？我没什么朋友，仅有的几个熟人，也都是胡老三那个圈子里的，现在避之唯恐不及。

我成了一只丧家犬。

雨水顺着仓库的破洞滴下来，在地上汇成一小滩。我盯着那滩水，脑子里突然闪过那个女警察的脸。

她说话时的语气，她看我的眼神……我总觉得，我在哪里见过她。

不是相貌，是那种感觉。

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

五

我在废弃仓库里躲了三天。

第一天，我几乎没动，又冷又饿，但更多的是恐惧。每一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我惊跳起来。

第二天，饥饿战胜了恐惧。我必须出去找点吃的。

我等到天黑透，才溜出造船厂。江堤上有几家大排档，灯火通明，人声嘈杂。我不敢靠近，绕到后面的一条小街，那里有个通宵营业的馄饨摊。

我花一块钱买了碗青菜馄饨。摊主是个五十多岁的阿姨，系着油腻的围裙，一边下馄饨一边哼着黄梅戏。

热汤下肚，我感觉自己又活过来了。

“小伙子，这么晚还出来啊？”阿姨随口问道。

“嗯，加班。”我含糊地回答，低头快速吃着。

“做什么工作的？”

“……厂里。”我不敢多说。

吃完馄饨，我又买了两块钱的烧饼，用油纸包好，揣进怀里。

回造船厂的路上，我尽量走阴影处。经过一个报摊时，我瞥见了本地晚报的头版标题：《我市开展“扫黄打非”专项行动，多家违规场所被查处》。

我心里一紧，犹豫了一下，还是花五毛钱买了份报纸。

借着昏暗的路灯，我快速浏览。报道里提到了几家被查的歌舞厅、游戏室，但没有“夜来香”的名字。

是还没报道，还是……根本就没查？

这个念头让我心里燃起一丝希望。

也许，那个女警察把事情压下来了？

不，不可能。她一个人怎么能压得住？当时外面明明还有别的警察。

我摇摇头，强迫自己不去想这些无法解答的问题。

第三天，我决定冒险回一趟我住的地方。

我在老城区边缘租了个单间，一个月八十，只有八平米，放一张床、一个柜子、一张桌子就满了。但那里有我所有的衣服，还有我攒下的三百多块钱——藏在一本旧词典里。

我必须拿到那笔钱。

我在造船厂等到午夜，然后像做贼一样，绕了一大圈，从后巷摸到我租住的那栋筒子楼。

楼道里没有灯，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摸着墙壁，一步一停地往上走。

三楼，最里面那间。

我掏出钥匙，手在发抖，试了好几次才插进锁孔。

“咔哒”一声，门开了。

屋里一切如常，狭窄，简陋，但整洁——这是我妈教我的，再穷也要干净。

我反手锁上门，靠在门板上，长长地舒了口气。

然后我走到桌边，从书架最底层抽出那本《现代汉语词典》，翻开，里面夹着一叠钞票。

十块的，五块的，一块的，还有毛票。我数了数，三百七十八块五毛。

这是我的全部家当。

我把钱小心地装进贴身口袋，又快速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塞进一个帆布包里。

做完这些，我坐在床沿上，思考下一步。

我不能留在这里。胡老三知道我住哪，警察如果真要找我，也很容易查到这里。

我必须离开老城区，去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

我想到了城南。那里是新开发的工业区，工厂多，打工的人也多，鱼龙混杂，容易隐藏。

我决定天亮就走。

六

凌晨四点，天还没亮，我背上帆布包，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我住了半年的小房间，轻轻带上了门。

街上空无一人，只有早起的清洁工在哗啦哗啦地扫着落叶。我低着头，快步走向公交站。

第一班开往城南的公交车是五点半。我在冷风里等了一个多小时，才看到那辆破旧的铰接式公交车晃晃悠悠地驶来。

车上只有寥寥几个乘客，都是早起去城南工厂上班的工人。他们有的打着哈欠，有的闭目养神，没人注意我。

我选了个靠窗的座位，看着窗外逐渐苏醒的城市。

路灯还亮着，在湿漉漉的街道上投下昏黄的光晕。早餐摊点开始冒起热气，炸油条的香味飘进车窗。

这座城市，我曾经以为我熟悉它的每一个角落。但现在，它变得陌生而危险。

公交车摇摇晃晃地驶过长江大桥。江面笼罩在晨雾中，对岸的楼房影影绰绰，像海市蜃楼。

过了江，就是城南。

和拥挤杂乱的老城区不同，这里道路宽敞，两旁是新建的厂房和宿舍楼。虽然也有很多工地和临时建筑，但整体给人一种“正在生长”的感觉。

我在终点站下了车。

这里是城南的“中心”——其实也就是几条街组成的商业区，有百货商店、邮局、银行，还有几家小餐馆和旅馆。

我需要先找个落脚的地方。

我沿着街道慢慢走，观察着两旁的招工启事。服装厂招缝纫工，电子厂招装配工，塑料厂招注塑工……要求都差不多：18-35岁，身体健康，能吃苦。

但我现在不能去正规工厂。那些地方要身份证，要登记，太容易暴露。

我得先找个临时工干着。

走到街尾，我看到一个建筑工地。围墙外贴着张大红纸，上面用毛笔写着：“招小工，日结，一天十五块，管中午一顿饭。”

就是它了。

我走进工地，找到工棚。一个戴着安全帽、皮肤黝黑的中年男人正在训几个工人。

“经理，我来应聘小工。”我走上前，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镇定。

男人转过身，上下打量我：“多大了？”

“二十一。”我虚报了一岁。

“干过工地吗？”

“干过。”我撒谎了。但我需要这份工作。

男人又看了我几眼，可能觉得我还算结实，点了点头：“行，今天就开始干。一天十五，中午有饭。干完当天结账。我叫赵大勇，这里的工头。”

“谢谢赵工头。”我连忙说。

“去那边领个安全帽，然后跟老李去搬砖。”赵大勇指了指旁边的棚子。

我领了顶黄色的安全帽，帽檐已经开裂，用透明胶粘着。又跟着一个五十多岁、沉默寡言的老工人，开始了我在工地的第一天。

活很重。搬砖、和水泥、推小车，一刻不停。到中午时，我手上的皮已经磨破了，火辣辣地疼。

午饭是白菜炖粉条和两个大馒头，盛在铝制饭盒里。我和其他工人一起蹲在工地上，狼吞虎咽地吃着。饭菜没什么油水，但管饱。

下午继续干活。汗水浸透了衣服，又被风吹干，留下一圈圈白色的盐渍。

太阳落山时，赵大勇把我叫过去，数了十五块钱给我。

“干得还行。”他说，“明天还来吗？”

“来。”我接过钱，攥在手心。

“那行，明天七点准时到。”

我离开工地，在附近找了个最便宜的小旅馆——五块钱一晚，八人间，上下铺，公共卫生间。

同屋的都是在附近打工的人，有建筑工，有搬运工，还有一个在餐馆当服务员的小伙子。他们对我这个新来的没什么兴趣，各自忙着洗漱、聊天、睡觉。

我躺在硬邦邦的床板上，浑身像散了架一样疼。

但心里却有一种奇怪的踏实感。

至少，今天我靠自己的力气挣了十五块钱。虽然少，但干净。

七

我在工地干了半个月。

每天重复着繁重的劳动，手上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茧。工钱日结，我每天能攒下十块，剩下的五块用来吃饭和住宿。

生活简单到只剩下干活、吃饭、睡觉。

但那个女警察的影子，始终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

她到底是谁？为什么要帮我？

这个问题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不拔出来，我就永远不得安宁。

我决定，等攒够一点钱，安顿下来后，我要想办法找到她。

不是为了别的，至少，要当面说声谢谢，问个明白。

十月底的一天，工地因为下雨停工。赵大勇给我们放了假，说雨停了再通知。

我难得有一天空闲。

早上，我去邮局给家里寄了一百块钱。在附言栏里，我写：“爸妈，我在城南找到工作了，在工厂，包吃住，挺好的。你们保重身体，不用挂念。”

从邮局出来，雨小了些，变成了毛毛雨。

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知不觉走到了江边。

城南的江岸和老城区不同，这里还在建设，江堤是新修的，铺着平整的水泥砖。因为是雨天，没什么人。

我站在江堤上，望着浑浊的江水滚滚东去。

忽然，我看到远处有两个人影，沿着江堤慢慢走来。

一个穿着警服。

我的心猛地一跳，下意识地想躲。但随即发现，那是个男警察，身材高大，走路的姿势很板正。

而他旁边，是个穿便服的女人。

米色的风衣，深蓝色的裤子，短发——虽然距离还远，但我几乎可以肯定，就是她。

他们似乎在散步，边走边聊。男警察偶尔比划着手势，女人则微微侧头听着。

我躲到一棵大树后面，屏住呼吸。

他们越走越近。

我看到了她的脸。是的，就是她。雨水打湿了她的发梢，贴在额角。她没戴帽子，表情很放松，甚至带着一点笑意。

这和那天晚上在录像厅里那个冷静果断的女警察，判若两人。

他们从我藏身的大树前走过，没有注意到我。

我听到他们的对话片段：

“……王姐，那案子就这样结了？”男警察问，声音年轻，带着尊敬。

“证据链完整，嫌疑人也认了，可以移送检察院了。”她的声音平静，专业。

“还是你厉害，那么细的线索都能挖出来。”

“多观察，多想想，没什么厉害的。”

他们渐渐走远。

我靠在树干上，心脏还在怦怦直跳。

王姐。那个男警察叫她王姐。

她姓王。

我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雨雾中，一个计划在我心里慢慢成形。

八

从那天起，我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关于她的信息。

我知道这很危险。一个在逃的“嫌犯”，主动去调查一个警察，简直是自投罗网。

但我控制不住自己。

我需要答案。

我继续在工地干活，但每天下工后，我不再直接回旅馆。我会绕到江边，在那段江堤附近转悠。

我很快发现，她经常在傍晚出现在那里，有时一个人，有时和那个年轻男警察一起，偶尔也有其他穿警服的人。

他们看起来像是在……巡逻？但又不太像，因为气氛很轻松。

观察了几天后，我大概摸清了规律：她每周会来江边三四次，时间不固定，但多半在下午五点到七点之间。

我不敢靠太近，只能远远地看着。

有时候，她会一个人在江边站很久，望着江水，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

那种时候，她的背影看起来很孤独。

十一月初，工地接了个新项目，要赶工期。赵大勇问我们愿不愿意加班，晚上干到九点，一天多给五块。

大部分工人都同意了，我也是。

加班虽然累，但能多挣点钱。而且，晚上干活，白天就有时间了。

我调整了“观察”时间，改在上午去江边。

一个周三的上午，天气难得放晴。我买了两个包子当早饭，一边吃一边往江边溜达。

刚走到江堤入口，我就看到了她。

她一个人，坐在江堤的长椅上，手里拿着个素描本，正在画着什么。

我愣住了。

警察也会画画？

我躲在一丛灌木后面，悄悄看着。

她画得很专注，铅笔在纸上沙沙作响。阳光照在她侧脸上，给她的轮廓镀上了一层柔和的边缘。

那一刻，她不像个警察，倒像个美院的学生。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她合上素描本，站起身，伸了个懒腰。

然后她转过身，往我这个方向走来。

我吓得赶紧缩回灌木丛后面，心跳如鼓。

她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经过灌木丛时，她忽然停了下来。

我屏住呼吸，浑身僵硬。

“出来吧。”她的声音平静地响起。

我脑子里“轰”的一声，血液都凉了。

她发现我了？她认出我了？

我该怎么办？跑？还是……

“我知道你在后面，跟了我好几天了。”她的声音里听不出情绪，“出来谈谈。”

我手脚发麻，慢慢从灌木丛后面站起来，不敢看她。

“抬头。”她说。

我艰难地抬起头，对上她的眼睛。

她的眼神很复杂，有审视，有警惕，但奇怪的是，没有我预想中的敌意。

“为什么跟着我？”她问，语气依然平静。

“我……”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

“陈江河，对吧？”她说出了我的名字。

我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她果然知道我是谁。

“那天在录像厅，为什么放我走？”我终于问出了压在心底半个月的问题。

她没有立刻回答，而是上下打量着我。我穿着沾满泥浆的工装，手上还有搬砖时留下的伤口，样子一定很狼狈。

“你在这里做什么？”她反问。

“在工地干活。”我老实回答。

“一天多少钱？”

“十五，加班二十。”

她点点头，似乎对这个答案还算满意。

“那天晚上的事，就当没发生过。”她说，“你也没见过我，明白吗？”

“可是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她打断我，语气变得严厉，“如果你还想过安生日子，就忘了那天晚上，好好干活，挣钱养家。别再出现在我面前。”

说完，她转身就要走。

“等等！”我忍不住叫住她。

她停住脚步，但没有回头。

“你认识我，对吗？”我说出了我的猜测，“否则你不会知道我的名字，也不会……”

她沉默了几秒钟。

“你爸是不是叫陈建国？”她突然问。

我愣住了：“是……你怎么知道？”

“你妈是不是有风湿病，常年吃药？”

“你……”我震惊得说不出话。

她转过身，看着我，眼神变得柔和了一些。

“十年前，团结巷38号，你家是不是住那里？”她问。

十年前……我想起来了。那时候我家确实住在团结巷，是一栋老旧的筒子楼，我家住三楼。

“是……但后来搬了，我爸厂里分了房子。”我说。

她点点头：“我小时候住你家对门。我姓王，叫王雨晴。想起来了吗？”

记忆的闸门猛地打开。

对，我想起来了。十年前，我家对门确实住着一家姓王的。他家有个女儿，比我大五六岁，瘦瘦的，很文静，总是扎着两个小辫子。

我记得她喜欢画画，经常在楼道里支个小板凳，一画就是一下午。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楼梯上摔倒了，膝盖磕破了，是她把我扶起来，带我回家，给我擦红药水。

我记得她考上重点中学那天，整栋楼的人都去祝贺。她穿着崭新的校服，胸前的校徽闪闪发亮。

后来，她家搬走了，据说是她爸工作调动。

那之后，我再也没见过她。

“你是……雨晴姐？”我不敢置信地问。

她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极淡的笑意：“总算想起来了。”

九

我们在江边的长椅上坐了下来。

雨晴姐——现在应该叫王警官，但在我心里，她还是那个会给我擦红药水的邻家姐姐——告诉我这些年发生的事。

她家搬走后，她顺利考上了大学，读的是警校。毕业后分配回江城，先在基层派出所干了两年，最近刚调到分局刑警队。

“那天晚上，我们是接到线报去查‘夜来香’的。”她说，“本来目标是胡老三，他涉嫌组织卖淫和敲诈勒索，不止是放黄片那么简单。”

我听得后背发凉。我只知道胡老三放黄片，没想到还有更严重的罪行。

“我带队进去的时候，一眼就认出了你。”她看着我，“虽然十年没见，但你的眉眼没怎么变，而且你左耳后面有块胎记，我记得。”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左耳后。

“我知道你家的情况，知道你爸下岗了，你妈身体不好。”她的声音低了下来，“我也知道，你去那种地方干活，肯定是迫不得已。”

“所以你就放了我？”我问。

“嗯。”她点点头，“但不止是因为这个。”

她停顿了一下，望向江面。

“十年前，我家最困难的时候，是你爸帮了我们。”她说，“我爸那会儿得了急性阑尾炎，需要马上手术，但凑不齐手术费。是你爸把家里仅有的两百块钱借给了我们，还说不用急着还。”

这件事我完全不知道。我爸从来没提过。

“手术很成功，我爸捡回一条命。后来我们家境好转，去还钱的时候，你们已经搬走了。”她转过头看我，“我一直记得这份情。”

我沉默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天晚上，我支开同事，让你从后门走，是还你爸的人情。”她说，“但这也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如果被发现，我的警服就穿到头了。”

“那你为什么还……”

“因为我觉得，你不该是那样的人。”她看着我，眼神认真，“你在那种地方干活，但眼神里还有干净的东西。而且，你才二十岁，人生的路还长，不该因为一次错误的选择，就把一辈子毁了。”

我的鼻子突然有点酸。

这半个月来，我每天都在恐惧和自责中度过。我以为自己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再也回不了头。

但现在，有个人告诉我，我还有救。

“录像厅的事，后来怎么处理的？”我问。

“胡老三跑了，暂时没抓到。那几个看黄片的，拘留了几天，罚了款，放了。”她说，“至于你……案卷里没你的名字。我做了点‘技术处理’。”

我明白了。她冒了巨大的风险，把我的痕迹抹掉了。

“雨晴姐，谢谢你。”我由衷地说。

“不用谢我。”她摇摇头，“要谢就谢你自己，这半个月，你靠自己的力气吃饭，没再走歪路。这说明我没看错人。”

她站起身：“我得走了，还有工作。”

我也赶紧站起来。

“江河，”她看着我的眼睛，很认真地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你在工地好好干，踏踏实实挣钱。如果有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但别去局里，也别再像这样跟踪我。到这个江边，每周三上午，我一般都在这里写生。”

她从素描本上撕下一页，写了个电话号码递给我。

“这是我的传呼机号。真有急事，呼我。”

我接过那张纸，小心地折好，放进口袋。

“还有，”她最后说，“别告诉你爸妈你见过我，更别跟他们提录像厅的事。让他们以为你在工厂上班，挺好。”

我用力点头：“我明白。”

她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离开了。

我站在江边，看着她远去的背影，心里百感交集。

半个月来的恐惧、迷茫、自责，在这一刻，终于找到了安放的地方。

我知道，我的人生，从今天起，真的可以重新开始了。

十

那之后，我真的再也没主动去找过雨晴姐。

我把那张写着传呼机号码的纸小心地保存起来，但一次也没用过。

我知道，她给我的已经够多了。剩下的路，我得自己走。

我在工地又干了两个月。赵大勇看我肯吃苦，人也老实，让我当了小组长，负责带几个新来的小工。工资涨到了每天二十。

十一月底，工地项目结束了。赵大勇说，开春会有新工程，问我还愿不愿意来。

我答应了，但心里有别的打算。

这两个月，我除了干活，晚上还在自学。我买了套初中课本，从最基础的开始复习。我想考个技工证，学门手艺。

工棚里有个老电工，姓周，技术很好。我经常帮他打下手，递个工具，拉个电线什么的。时间久了，他看出我有心学，就偶尔教我一些基础知识。

“小陈，你脑子活，手也巧，不如正经学个电工。”老周对我说，“这行当，走到哪都饿不着。”

我把这话记在心里。

十二月初，我在报纸上看到城南技工学校招夜校生的广告。电工班，学期六个月，学费三百，每周上三个晚上课。

我算了算手里的钱：工地结的工钱，加上之前攒的，一共有八百多。交完学费，还能剩五百，够我生活一段时间。

我报了名。

夜校一月开课。在这之前，我找了个临时工——在一家超市仓库当搬运工。工资不高，一天十二，但时间灵活，晚上不耽误上课。

一月五号，夜校开课了。

教室不大，坐了二十几个人，年龄从十八九到四十多岁都有。老师是个退休的老工程师，讲课很仔细。

我坐在第一排，认真地记笔记。时隔多年再次坐进教室，我感觉既陌生又兴奋。

我知道，这是我改变命运的机会，我必须抓住。

十一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1994年春天。

我在夜校的学习进展顺利。老师说我悟性不错，动手能力也强，照这样学下去，考个初级电工证没问题。

四月份，夜校组织实习，我被分到一家国营机械厂的维修车间。

带我的师傅姓刘，五十多岁，是个八级电工——这是工人技术等级里的最高级。刘师傅话不多，但技术精湛，厂里所有复杂的电路问题，到他手里都能解决。

我跟着刘师傅，从最基本的认图纸、查线路开始学起。

刘师傅对我很严格，但也肯教。他说：“技术这东西，来不得半点马虎。电这东西，你糊弄它，它就糊弄你，弄不好要出人命的。”

我把这句话牢牢记在心里。

实习期间，我吃住都在厂里。虽然没工资，但厂里管饭，还有间集体宿舍可以住。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学习上。白天跟着刘师傅实践，晚上自己看书，做笔记，琢磨电路图。

六月底，夜校结业考试，我理论和实操都是第一名。

拿到红彤彤的初级电工证那天，我请刘师傅吃了顿饭——就在厂门口的小餐馆，点了三个菜，花了十八块钱。

“师傅，谢谢您。”我端起酒杯，郑重地说。

刘师傅摆摆手：“是你自己争气。小陈，有这门手艺，到哪都能吃上饭。但要记住，技术要精，人品更要正。”

“我记住了。”我用力点头。

七月初，机械厂维修车间正好缺人。刘师傅向车间主任推荐了我。

主任考了我几个问题，又让我现场处理了一个电路故障。我沉着应对，顺利解决了。

“行，留下吧。”主任说，“试用期三个月，工资两百八，转正后三百五，有五险。”

我激动得手都在发抖。

这意味着，我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稳定的收入，还有保障。

我给家里写了封信，告诉爸妈这个好消息。我说我在机械厂当电工，工作稳定，待遇不错，让他们放心。

我没提夜校，也没提之前的工地和录像厅。有些事，就让它永远成为秘密吧。

十二

1994年秋天，我的人生步入了正轨。

我在机械厂转正了，工资涨到三百五。厂里给我分了间单身宿舍，虽然只有十平米，但干净整洁，有独立的卫生间。

我把宿舍布置得很简单：一张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还有一个小书架，上面摆满了我买的电工书籍和技术手册。

每个月，我留下生活费，剩下的钱全寄回家。

我爸来信说，我妈的风湿好多了，现在能自己下楼溜达了。他用我寄回去的钱，把老房子简单修了一下，还买了台二手的电视机。

“江河，你在外好好的，别太省，该吃吃，该穿穿。”我爸在信里写道，“家里现在好多了，你不用惦记。”

读着信，我的眼眶湿润了。

我知道，我终于成了能撑起这个家的人。

工作之余，我继续学习。厂里有技术培训班，我报了中级电工班。刘师傅说，以我的学习劲头，明年就能考中级证。

十月份的一个周末，我去江边散步。

秋天了，江风带着凉意。梧桐树叶开始变黄，一片片飘落。

我走到那段熟悉的江堤，远远地，又看到了那个身影。

雨晴姐。

她一个人坐在长椅上，手里拿着素描本。风吹起她的短发，她伸手拢了拢。

我犹豫了一下，走了过去。

“雨晴姐。”我轻声叫道。

她抬起头，看到是我，脸上露出笑容。

“江河，好久不见。”

我在她旁边坐下。

“听说你在机械厂干得不错？”她问。

我有点惊讶：“你怎么知道？”

“我有我的渠道。”她笑了笑，“别忘了，我是警察。”

我也笑了：“是，多亏了你。”

“别这么说，路是你自己走的。”她合上素描本，“最近怎么样？”

“挺好的。转正了，在学中级电工。”我说，“家里也好多了。”

她点点头：“那就好。”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看着江水东流。

“雨晴姐，我能问你个问题吗？”我鼓起勇气说。

“问吧。”

“你为什么要当警察？”我问，“你小时候不是喜欢画画吗？”

她看着江面，目光变得悠远。

“是啊，我喜欢画画。小时候的梦想是当画家。”她轻声说，“但我爸是警察，他常说，警察这个职业，能保护更多的人。”

她停顿了一下。

“我高三那年，我爸在追捕一个抢劫犯时，受了重伤。”她的声音很平静，但我知道，那平静下藏着很深的东西，“在医院躺了三个月，命保住了，但留下了后遗症，提前退休了。”

“那段时间，我陪在医院里，看到很多来探望我爸的人。有他救过的群众，有他帮过的同事，还有他抓过的罪犯的家属——不是来闹事的，是来表示感谢的，因为我爸在抓他们家人的时候，给予了应有的尊重。”

“那时候我明白了，警察这个职业，不只是抓坏人那么简单。它关乎正义，也关乎人心。”

她转过头看我：“所以高考时，我放弃了美院，报了警校。”

我肃然起敬。

“那你现在还画画吗？”我问。

“画。”她拍了拍素描本，“这是我的放松方式。工作累了，压力大了，就来江边坐坐，画一画。画画的时候，我能找到内心的平静。”

我点点头。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出口，一个让自己不至于被生活压垮的支点。

“江河，”她忽然很认真地看着我，“你现在走的路是对的。坚持下去，你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我会的。”我郑重地承诺。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然后各自离开。

走之前，她说：“以后如果路过，看到我在这里，可以过来打个招呼。但别特意来，你忙你的。”

“我明白。”

十三

1995年春节，我回家过年。

这是两年来我第一次回家。厂里放假七天，我买了大包小包的礼物：给我妈的羊毛衫，给我爸的皮手套，还有各种年货。

火车到站时，天已经黑了。我爸在出站口等我，看到我，他眼睛一下就红了。

“爸。”我走过去。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长结实了。”

家里还是老样子，但明显整洁了许多。我妈的气色好了很多，看到我，眼泪就下来了。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年夜饭很丰盛。我妈做了我小时候最爱吃的红烧肉、糖醋鱼。我们一家三口围着桌子，像小时候一样。

“江河，在厂里还习惯吗？”我爸问。

“习惯，师傅对我很好，同事也好处。”我说。

“那就好。在外做事，要踏实，要对得起良心。”我爸说。

“我知道。”

春节那几天，我哪儿也没去，就在家陪爸妈。帮妈妈做饭，陪爸爸下棋，听他们讲街坊邻里的琐事。

平淡，但温暖。

这是我两年来最放松的时光。

正月初五，我去看望了几个老同学。大家都在为生活奔波，有的在工厂，有的在做小生意，还有的在家待业。

聊起近况，我说我在机械厂当电工。

“行啊江河，混得不错。”一个同学说，“听说电工挺吃香的，以后说不定能当工程师。”

“还在学呢。”我谦虚地说。

但心里是高兴的。我知道，我的路走对了。

假期结束，我坐火车回江城。爸妈送我到车站，妈妈一直拉着我的手，舍不得放开。

“在外好好的，常写信。”她叮嘱。

“嗯，妈你保重身体。”

火车开动了，我看着站台上父母越来越小的身影，心里酸酸的，但也充满了力量。

我要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十四

回到江城后，我更加努力地工作和学习。

1995年夏天，我通过了中级电工考试。厂里给我调整了岗位，让我负责一个车间的电气维护，工资涨到了四百二。

刘师傅很高兴：“小陈，照这个速度，再过两年，你就能考高级工了。”

“都是师傅教得好。”我说。

“是你自己肯学。”刘师傅说，“技术这条路，没有尽头。永远有新东西要学。”

我把这话记在心里。

工作稳定后，我开始思考更长远的规划。电工这行，光在厂里干，天花板有限。我听说有些老师傅在外面接私活，装个电路，修个机器，收入很可观。

但我不想这么干。一来，厂里有规定，不允许职工在外接私活；二来，我觉得我的技术还需要磨练。

我决定先打好基础，把厂里的工作做好，把技术学精。

十月，厂里派我去省城参加一个为期一个月的技术培训。这是难得的机会，培训内容是最新的电气控制技术。

在省城的一个月，我像块海绵一样吸收新知识。白天听课，晚上复习，周末就去省城的书店，买最新的技术书籍。

培训结束回厂，我带回了很多新的想法，改进了车间里几处不合理的电路设计，提高了效率，还节约了电耗。

车间主任在大会上表扬了我，还发了五十块钱奖金。

我把奖金寄回了家。

十五

时间进入1996年。

我已经二十三岁，在机械厂工作快两年了。技术上越来越成熟，开始能独立处理复杂的电气故障。厂里几个年轻的学徒工，有时会来向我请教，我也乐于指导他们。

生活规律而充实。上班，学习，偶尔去江边散步——有时能遇到雨晴姐，有时遇不到。遇到了，就聊几句，说说近况；遇不到，就自己走走，想想事情。

三月份的一个周三上午，我在江边又看到了她。

这次她没在画画，而是站在那里，望着江水，表情有些凝重。

“雨晴姐。”我走过去。

她转过头，看到是我，勉强笑了笑。

“怎么了？有什么事吗？”我问。她的状态明显不对。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可能要调走了。”

“调走？去哪？”

“省厅。”她说，“有个专案组缺人，上面点名要我去。”

“这是好事啊。”我说。省厅，那是更高的平台。

“是好事，但……”她停顿了一下，“这个案子很复杂，涉及面广，可能要很长一段时间。”

我明白了。刑警的工作，尤其是办大案要案，压力大，风险高。

“什么时候走？”我问。

“下个月。”她说，“走之前，有些事要处理。”

我们沿着江堤慢慢走。

“江河，看到你现在这样，我很高兴。”她说，“你真的走出来了。”

“多亏了你。”我由衷地说。

“不，是你自己争气。”她停下脚步，看着我，“我帮你，是因为我觉得你值得帮。事实证明，我没看错。”

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去了省城，要保重。”我说。

“你也是。”她点点头，“继续努力，你会越来越好的。”

她想了想，从包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这是我在省厅的联系方式。如果……如果以后有需要帮助的，可以找我。但希望你永远用不上。”

我接过名片，上面印着她的名字：王雨晴，职务是刑警。

“雨晴姐，我能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吗？”我说。

“问吧。”

“当年在录像厅，你放我走，真的只是因为还我爸的人情吗？”

她看着江面，沉默了很久。

“不完全是。”她终于说，“那天晚上，我看到你的眼神，让我想起了刚当警察时的自己。”

“刚当警察时？”

“嗯。”她点点头，“那时候，我充满理想，觉得警察就是正义的化身，要扫除一切罪恶。但工作久了，我看到了很多灰色地带，看到了很多迫不得已的人。”

“有些人犯罪，不是因为天生坏，而是因为走投无路。就像你，如果不是家里困难，你也不会去那种地方干活。”

“当然，这不能成为犯罪的理由。但有时候，我觉得，法律之外，还应该有人情。对有些人，给他们一次机会，也许就能改变他们的一生。”

她转过头看我：“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

我明白了。

她放我走，不只是还人情，也是出于一种信念——相信人性中还有善，相信有些人值得被给予第二次机会。

“谢谢你，雨晴姐。”我轻声说，“谢谢你相信我。”

“也谢谢你，没让我失望。”她微笑着说。

我们在江边又站了一会儿，然后道别。

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江堤尽头，我知道，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在这里见到她了。

但没关系。有些人，即使不在身边，也会一直留在心里，成为你前行的力量。

十六

雨晴姐调走后，我的生活继续。

1996年秋天，我被厂里评为“先进工作者”，工资又涨了一级。我开始带徒弟，把我从刘师傅那里学到的，再教给年轻人。

1997年，香港回归。厂里组织庆祝活动，我作为青年代表上台发言。站在台上，看着台下几百号工友，我心里充满了感慨。

四年前，我还是个躲在废弃仓库里瑟瑟发抖的逃犯。四年后，我成了受人尊重的技术工人，先进工作者。

命运就是这么奇妙。有时候，一个选择，一次相遇，就能改变一切。

1998年，我考取了高级电工证。厂里提拔我当维修班班长，管理一个八个人的班组。工资涨到了六百，还有岗位津贴。

我用攒下的钱，在城南贷款买了一套小两居。虽然只有六十平米，但那是属于我自己的家。

我把爸妈接来住了一段时间。妈妈看着整洁明亮的房子，高兴得直抹眼泪。

“江河，你有出息了。”她说。

“妈，以后会更好的。”我搂着她的肩膀。

1999年，新世纪的脚步越来越近。

厂里进行技术改造，引进了一批数控设备。我被派去学习新设备的电气维护，又一次开始了新的学习。

年底，我收到了一封信。

是从省城寄来的，信封上没有寄件人地址，但笔迹我很熟悉。

我拆开信。

“江河：

见信好。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三年多没见了。我在省厅一切都好，案子已经结了，很顺利。这些年在外面跑，见识了很多，也成长了很多。

前段时间回江城出差，听老同事说起，你在机械厂干得很不错，还买了房子。真的很为你高兴。

有时候我想，也许这就是当警察的意义：不只是抓坏人，更是给那些走错路的人，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看到你现在这样，我觉得我当年的选择是对的。

新千年就要来了，愿你在新的世纪里，越来越好。

保重。

王雨晴

1999年12月”

我拿着信，看了很久。

窗外，夕阳西下，把天空染成了橙红色。

新千年的钟声即将敲响，新的时代就要开始。

而我知道，无论时代怎么变，有些东西是不会变的：比如踏实做事，比如认真做人，比如感恩每一个在你困难时伸出援手的人，比如珍惜每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

我把信小心地收好，放进抽屉里。

然后走到窗前，望着远方的天空。

那里，有无限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