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共元老之一，75年曾遭江青威胁枪毙，儿子后来官至副国级

1951年5月23日，北京紫光阁灯火彻夜未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正在此签字。文件落章的一刻，首席谈判代表李维汉把目光移向阿沛·阿旺晋美，两人只是轻轻点头，却胜过千言万语。这场历时三十天的较量，换来了祖国版图的完整，也让李维汉“统战大家”的名号传遍延河上下。

追溯过往，他早在1896年6月就降生在湖南长沙书香门第。家道清寒，父亲却固执地要儿子把《春秋左传》读熟再进私塾。少年李维汉不耐满纸典故，却对街头民生困苦格外敏感。16岁那年，长沙水灾，他偷偷把家里仅有的米票拿去救济棚，被父亲责打，也因此第一次喊出“要改天换地”四个字。

五四运动的风雷卷到湘江时，毛泽东、蔡和森组织的读书会里出现了一个削瘦高个的身影，那正是李维汉。他对朋友说：“书要读，但更要办事。”于是，从宣传反帝到筹款支援工潮，他样样冲在前。1921年前后，北伐风声尚未起，李维汉已受党组织派遣往返粤、桂、湘三省，为日后的“统一战线”概念暗暗积累素材。

大革命期间，他被委以重任，参与协助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成立。与不同阶层、不同信仰的人共事，让他意识到：合作并非客气话，而是一门学问。他记录下十六条心得——分清敌我、利益交叉、先立共同目标等——后来写进延安干部培训讲义。

全面抗战开启后，1938年3月，延安公学易名陕北公学，校长一职落到李维汉肩上。延河畔常见这样的画面：来自上海的学者、宁夏的回族青年、东北的工程师挤在窑洞里讨论《联共党史》。李维汉最常对他们说的句子是：“能团结一个是一个，能武装一个算一个。”短短两年，学校输送的干部遍布敌后前线。

1946年春，他飞抵重庆参与政协宪草小组。山城雾重，厅堂里却火药味十足。李维汉习惯把不同党派的要求列成表格，再逐条对照旧金山会议文件及国内政情，谈判桌旁的人暗自惊叹：这位湖南人能把最枯燥的条文说得像茶馆评书。27天后，他带回一份各方基本接受的草案，为随后的新政协奠定了技术框架。

1948年9月，中央任命他为统战部长。香港、上海、南京的民主人士纷纷来信要求参加新政协，文件堆满延安宝塔山脚的办公室。有人焦头烂额，李维汉挥笔写下八个字——“严格划线，广泛团结”。在他的统筹下，最终名单既包容又精准，被毛主席誉为“天书”。周总理则评价：“此事维汉出力最大。”

解放初期，他又投身民族区域自治顶层设计。毛主席曾问：“中国要不要搞联邦？”李维汉沉吟几日，翻阅统计表得出结论：苏联民族人口占半数，中国仅有5%，且多为杂居。“联邦制不合国情，应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建议被采纳，写入《共同纲领》，后来成为宪法制度。

西藏协议签订后，李维汉与阿沛·阿旺晋美常以兄长弟弟相称。谈判桌上的较量结束，两家却继续往来。1954年冬，阿沛抵京开会，李维汉夫人亲手包了湖南腊肉粽子相赠，外界传为佳话。

然而风云易变。1957年“神仙会”上，党外人士观点尖锐，一度引发震动。李维汉挺身而出：“讲真话者是朋友。”会后，他主动约见聂叙伦等三人，拍拍桌子说：“只要讲理，不怕杀头。”一句掷地有声，安抚了人心，也保全了几位知识分子的声誉。

1960年前后，国内困难日渐加剧，他四处奔走，做政协委员与工商业者的思想工作。饥寒里，很多人顶着杂粮馍和南瓜汤坚持座谈，李维汉常把自己的小灶票换成粗粮，与众人同吃一锅。有人回忆：“那几年，如果没有李老，我们就散了。”

1966年后，他被错误批判，书籍笔记全部抄走。1973年6月，毛主席一句“维汉还是要用的”把他从“牛棚”接回中南海，分管民族事务。可好景不长，1975年江青在一次内部会上拍桌子叫嚣：“再顶嘴，就地枪毙！”李维汉抬头冷冷回答：“可以枪毙，不能诬陷。”在场者噤若寒蝉。自此，他被迫停止工作，但始终没有写一纸求饶信。

1978年以后，他重新获得发言权。面对社会上对毛主席功过的争论，李维汉态度鲜明：毛泽东思想仍是立党立国的根本。在多次会议发言中，他既肯定成绩，也直言“’左’的错误必须纠正”。这种坚持原则又不乏弹性的立场，获得邓小平赞许。

晚年，他着手撰写回忆录。《回忆与研究》里，他坦承在大革命时期曾对地方武装估计不足，导致损失；在延安也因工作急躁批评过同志。但他强调：“人要敢于打开自己，党组织才会容纳你。”

1984年8月11日，88岁的李维汉在北京去世。遗体告别那天，雨过初晴，棂星门外站满了各民主党派和民族地区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双手合十，低声念叨：“好兄长，一路走好。”

他的后人也未辱家风。长子李铁映1939年生，42岁进入中央部级领导班子，1992年起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分管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次子李铁林1943年生，长期服务于中央编办。兄弟俩在不同战线上继续书写赤子本色。

一生走过统一战线、大民族事务、危机考验，李维汉留下的，不是高调宣言，而是做人做事的分寸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