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15日傍晚,延安王家坪的窑洞灯光昏黄,毛主席刚结束当天的文件批示,杨尚昆匆匆推门而入,低声说了一句:“主席,钱江到了。”毛主席闻言愣了一下,随即朗声笑道:“贺子珍的弟弟还活着!”一句话,瞬间点亮了屋里略显疲惫的气氛。
对于许多人而言,钱江只是电台里偶尔出现的一串呼号;对毛主席来说,却是一段绵延近二十年的亲切记忆。时间回拨到1929年初冬,江西吉安街头的红布标语刚刚挂起,十三岁的钱江在小学校门口听邻家老木匠绘声绘色地讲“朱德大个子”和“毛委员”的故事。红军给穷人分田的传闻像炭火一样点燃了少年心中的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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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0月,红军攻克吉安。钱江报名参军时还是共青团员,臂膀瘦劲却眼神明亮,他被编入红12军。没多久,部队调往总司令部,他跟着杨三立做公勤。那年冬天,毛主席、贺子珍到卫生所抓药,所长顺口提了一句:“这小鬼人勤快,就是长得像贺大姐。”贺子珍笑着拍拍钱江肩膀:“那就当我弟弟好了。”毛主席接过话茬:“小伙子,跟姐姐走南闯北,可得拿出真本事。”简短的调侃,把少年紧张一扫而空。
1931年秋,总部迁瑞金叶坪。钱江转去宣传队,随后进入军委无线电总队学习。出发前,他去向毛主席告别。窑洞里,毛主席语气郑重:“无线电今后是红军的眼睛和耳朵,可别小看这活。”钱江点头,心里像装进一根热烙铁,从此把代码、波段、报务流程背得滚瓜烂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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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见真章是在长征。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瑞金突围,钱江所在的军委二局负责技术侦察。湘江血战后,二局断炊数日,毛主席让警卫员牵着马挑着肉赶来慰问;遵义会议后,他又多次到二局帐篷旁询问工作进展,称赞“有了电台,黑夜也能照得见路”。
1935年9月,队伍到达俄界。那一夜,病号李力田在烟雨中失散。曾希圣向中央汇报,毛主席沉吟片刻:“每个战士都是革命的种子,一个也不能丢。”次日,他硬从骑兵连拨来一匹老黄马给二局,“再破,也驮得稳。”结果,这匹老黄马把体力不支的钱江送出草地,救了他一命。
10月19日,红军攻下吴起镇。贺子珍第一时间找来“弟弟”。看见对方裤腿破裂,她把毛主席刚换下来的半新棉裤递过去:“穿吧,还结实。”一句家常话,比药膳更暖。
抗战全面爆发后,钱江随南下支队辗转鄂豫皖。一台落地式短波机,一箱干电池,就是他全部行囊。前方侦收、密写、转报,日夜不息。延安方面能够掌握敌伪电台动态,有他一份功劳;可正因长期潜伏,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时手头信息有限,常常惦记“那个报务小鬼的下落”。
中原突围结束,1946年6月初钱江抵达延安。杨尚昆把这位老报务员的名单放在桌上,毛主席读到熟悉的名字,忍不住露出久违的笑容。会面那天,窑洞外知了声聒噪,屋里却格外静。毛主席握紧钱江双手,打趣:“七八年没见,电键没把你敲坏?”钱江敬礼:“主席放心,报务兵还能继续战斗。”随后,他汇报了部队基层对重庆谈判的议论。毛主席耐心分析国内外形势,指出谈判是必要的拖时间策略,“枪还在手里,心就不慌”。钱江听后,豁然开朗。
接下来,钱江被留在延安整训新无线电骨干。1947年解放军转战陕北,他在前线指挥报务节点“跳频”,破译国民党王牌师的调度频段,为沙家店歼灭战提供即时情报。1949年渡江战役,他又被空投江南,组织地方游击队接收国民党台站。
1955年授衔大会,三军将星云集。轮到钱江时,他神情有些局促——脖子里那副老耳机早已被博物馆收走,可掌心的微汗仍像当年握电键。授衔命令念完,主席台一侧有老同志轻声感慨:“报务兵熬成少将,不容易啊。”
毛主席重感情,更重原则。对一个籍籍无名的小报务员,他既关心吃穿,也看重技术。无线电之于战略,那些年就像火种;而对的钱江,毛主席则把士兵的价值推至同样高度——一个普通名字,也能在波诡云谲的年代折射出不凡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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