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里的甘肃山村小卖部-----------康建生

在九十年代的村庄里，小卖部就是在贫瘠的岁月里一盏温暖的灯。童年的快乐，总与大爸家那间小小的屋子紧密相连。

记忆里的小卖部，主营着盐、酱、醋、糖，还有烟酒和日用品。但于我而言，它最迷人的地方，是那为数不多的小零食。那时，家里的经济拮据，很少有闲钱给我们小孩子挥霍。能吃上一包零食，是一件足很奢侈的事情。唯有生病时，这个规矩才会被破例。以不好好吃药打针为“要挟”，就是为了获得那期盼已久的“奖励”，吃到嘴里才会乖乖地吃药、打针，仿佛那零食才是驱散病痛的良药。有时，这份“奖励”甚至会升级为一包五毛钱的泡面，那名字叫“三斤花”或“福满多”，三层面饼，外加一个料包和酱包，便能让我心满意足地享用一顿，连汤也得喝个精光，味蕾得到极大的满足。

我家在村里算是一个很小的家族。爷爷育有六个孩子，父亲排行老二，三个姑姑嫁去了外村，本村只有父亲和大爸、三爸。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由于家产分割、赡养老人等种种现实原因，许多兄弟妯娌之间关系紧张，甚至反目成仇。然而，我的母亲和大妈的妯娌关系，却是一个罕见的例外。她们相处和睦，互帮互助，从未红过脸，这份情谊一直延续至今，也算是村里的一段佳话。也正因为父辈们之间这份难得的融洽，我与小卖部的故事才得以发生。

大爸家的小卖部，就开在他家院子外面。一扇绿色的单扇铁门，是它最显著的标志。这扇门有个特别的“脾气”，一打开，就会发出“滋啦啦”的刺耳声响。一进门，便是一个平整的水泥台子，上面零星地摆放着一些小商品。那时候，还没有如今这样花哨的货架，台子后面靠墙，是大爸用木头搭起来的置物架。置物架与水泥台之间留着一条窄窄的过道，台子后面还放着一个老式的冰柜。小卖部平时不常有人守着，大多时候是锁着门的。只要有人来，喊一声“庚祁嘞”（武山方言，买东西的意思），他们便会闻声赶来开门招呼。

小时候的我，有一个特殊的“天赋”——听力格外敏锐。只要听到那扇铁门“滋啦啦”一声响，无论我在村子的哪个角落，正在做什么，都会立刻像一阵风似的飞奔过去。有时，顾客还没进门，我已经捷足先登，溜进小卖部，只为能蹭上一点吃的。幸运的是，我的大爸和大妈对我格外偏爱，每次都不会让我空着手出来，总会塞给我一个小糖果、一片辣条，或是一支冰棒。也正是这份持续的“投喂”，让我养成了“耳朵尖、跑得快”"的习惯。久而久之，无论我身在何处，只要那扇门一开，我总会准时出现，而我的嘴巴，也总会被“投喂”一番。

生活在农村的我们，小时候也有自己的“挣钱之道”。我们会跑到山里，采摘一些中草药，然后卖给收购商，换些零花钱。大爸家的小卖部，不仅卖东西，还收购药材。因此，我采的药材，自然而然地都卖给了大爸。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采摘“淫羊霍”（我们当地叫“鸡蛋皮”）的情景。我小心翼翼地将采来的草药装进袋子里，数量并不多（其实没劲，光捋了一些叶子）。我心里清楚，这样的药材，在别的地方肯定没人收。然而，当我把袋子递给大爸时，他却拿上称认真的称一称，更是爽快地给了我五毛钱。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靠自己的劳动赚到的钱，我紧紧攥着那皱巴巴的五毛钱，生怕一松手就会弄丢。

回到家，我攥着这皱巴巴的五毛钱，开始了我“奢侈”的消费计划。我分了好几次，一次次地跑到小卖部。我趴在那水泥台子前，眼睛里闪烁着对零食的渴望。我分三次买了一毛钱的小冰棍、一片一毛钱的辣条、一颗彩色包装的大大泡泡糖。当我用掉了三毛钱，只剩下最后两毛钱时，心里盘算着该买哪一样才能让这份快乐延续得更久，最后还是买了两片辣条。每次去买东西，大爸也不嫌我烦，也不催我。

拿上买的辣条也不着急吃，还要跑回家，找母亲要上一块馍馍，撕下一块辣条，就一口馍馍，我吃一口，给姐姐分一口，吃到最后还会细细的把拿了辣条的手指放在嘴里舔一遍，回味美味的余香.......

那间小卖部，早已不在，但开门的“滋啦啦”声和被“投喂”的喜悦，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