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级潜伏者：吴石仅排第5，钱壮飞排第2，第1名老蒋到死都没明白

|议史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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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骂了一辈子“泄密”，换了多少密码本，抄了多少家，审了多少人，最后才发现方向都错了。

最危险的，不是藏在山里拿枪的那批人，而是每天在身边帮开会、抄电报、画作战图的人。

更有意思的是，很多人早就听说过这些名字，却大多只记得“传奇”“惊险”这类形容，真正把几个人放在一起，比位置、看影响，才发现排名其实挺残酷。

吴石这种手里捏着全军布防图的中将，将功绩放在这串名字里，居然只能排到第五。最后这一名，更是让蒋介石到死都没搞明白。

隐蔽战线是怎样伸进国民党心脏的

要说国民党内部“防不住”的地方，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情报机关，其实最要命的突破口，往往长在最不起眼的位置。

秘书、速记员、档案官，这些岗位平时连新闻标题都混不上，可在国民党那种高度集权的决策方式下，谁能接触原始信息，谁就多半能左右一场大棋局的走向。

先看表面上最“不显眼”的那位。二十出头的沈安娜，最初只凭一手速记本事进了浙江省政府，后来又顺利进入国民党。

这个履历，按普通人标准算是相当稳定体面，天天坐在会场边上记字，离权力中心很近，却又不带枪不带兵，看上去毫无威胁。

正因为这样，蒋介石对她的信任几乎是本能式的，开会之前习惯点名让她就位，散会之后还要特意叮嘱，把记录整理好送到自己桌上。

真正的关键，恰恰在这种“习惯”里。

国民党的很多决策过程，只能通过会议记录完整还原：从最初的设想，到军队调动，再到对我军的下一步行动计划，全靠这些速记材料串起来。

沈安娜每天做的事情，是把这些内容记下、整理、归档；但她每天晚上多做了一步：抄一份副本，由丈夫按约定送到地下党组织手里。

时间一长，结果就出现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国民党在内部刚刚讨论过的下一阶段打算，我军方面往往第二天就心里有数。

这种渗透比正面战场还要凶险。因为它不是单点突刺，而是长期、稳定的输送。

剿共行动还没正式签字，延安那边就开始做对策；特务系统刚拟好下一波抓捕名单，地下党就开始调整交通线。

外人眼里，只觉得我军“运气好”“总能躲开”，真正的原因是，这个放在蒋介石身边的“录音机”，十五年如一日，在帮对手做复印件。

另一头，吴石的岗位，看上去更像是人们印象里的“中规中矩军官”。国防部史政局中将局长、参谋次长，这两个头衔放到当时，妥妥的高级将领。

但很多人会误判史政局的重量，以为那是一堆卷宗老底子的仓库。按照国民党自己的规定，凡是涉及核心战略的部署图、作战令、兵力调整，最终全要送到这里备案。

也就是说，计划刚一成形，图纸就得按程序送进这个单位。吴石坐在那，等于是坐在所有机密的必经之路上，手里握到的是最“原始”的那一份。

淮海战役前，他通过吴仲禧把《徐州剿总情况》送出去，这事在很多回忆里都被提过，但常常被简单概括成“提供了重要敌情”。

真正要命的是，这份材料的完整度很高：不仅有指挥机构、兵力，还包括部署方向、预案之类的信息，等于把徐州剿总的“底牌”摊了一遍。

对解放军来说，这不是普通情报，而是可以拿来设计整个战役布局的东西。

等到 1949 年国民党退往台湾，吴石主动留下，表面上像是在坚持跟随政权，实际上完全是冲着台湾防务图来的。

那时台北已经成了特务的主场，各种耳目、密探满街都是，他却在这种环境里，坚持和朱枫保持每周固定接触，把布防细节一点点送出去。

方式不复杂，菜篮、书本缝，都是最普通的掩护，但恰恰这种不起眼，最难引起警觉。

反过来看蒋介石当时的做法，更显出盲区所在。

会上换速记员这种事情，他根本不会多想，老习惯最让人放心；布防图交给史政局备案，是出于“制度化”的考虑，也很难突然推翻。

问题在于，他始终把“泄密”理解成外围破口，很少真正怀疑到离自己最近的那几个岗位。

情报战的技术流

把台面上这些材料串起来，会发现还有一条线，经常被忽视，却极大拉高了这场较量的维度，那就是信息技术和国际战场交织的隐蔽战。

密码、电报、外交往来，这些听上去很宏大，其实都落在具体人手里，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钱壮飞和阎宝航。

钱壮飞的厉害，很多人耳熟能详的，是“救了整个党中央”那一次。

但往前倒几步，他真正改变战局节奏的，是攻进了密码体系。徐恩曾作为国民党特务大佬，对密码本的谨慎可以想见，天天夹在腋下，连上厕所可能都不离身。

一般硬抢根本没有机会，钱壮飞选择的方法，简单但致命：先在心理上把这个习惯打成“危险动作”。

常年跟着老板混，他太清楚徐恩曾最怕什么，于是顺着这个点慢慢磨，说随身带密码本一旦丢失，就是抄家灭门的大事。

徐恩曾越听越害怕，最后干脆照这个提醒行事，把密码本锁进办公室保险柜，自以为这样更安全。结果新的存放方式，给了钱壮飞技术操作的空间。

办公室毕竟是熟悉的地盘，保险柜的开关、房间的出入时间，他都了然于胸，利用一个空档把密码本拍下来，之后国民党的加密电报就等于直接开门摆在对方面前。

第一次“围剿”红军时，蒋介石刚把作战计划通过密码电报发出去，江西那边就已经开始对照部署。这不是宗教上的“预感”，而是情报结构上的“同步”。

有了密码本，红军指挥层看的不再是只言片语的零散线索，而是一整套连贯命令。围剿未至，红军已经根据这些前情设计好了反击节奏，才有了那一轮把国民党打得七零八落的结果。

更关键的是 1931 年顾顺章叛变那次。同期从南京发往各地的五封加急电报，原本是国民党为“一锅端”上海我军中央做准备的信息流。

钱壮飞坐在那，看的是最原始的电报内容，翻译完就已经能预判出我军面临的是灭顶打击。那一刻，他没有时间开会商量，只能用最快的办法，把女婿送上去上海的火车，然后自己继续坐在南京，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上海那边根据警告，迅速撤离党中央机关。等徐恩曾反应过来开始清查时，组织早已转移，但对一个情报系统来说，更可怕的是信任链条被砸断——他这才意识到，身边有人在向共产党通风报信，却始终说不出是谁。

同样在“信息通道”上做文章的，还有阎宝航。

不过，他所在的舞台，更偏向国际。这位“洋派人物”，一边在国民党体系里混得如鱼得水，一边悄悄给共产党搭起了通往世界的信息桥。

先是从德国使馆打听到 1941 年 6 月 22 日希特勒将对苏联动手的计划，这类情报对大多数中国官员来说，属于“听听有趣”的茶馆聊天话题，但在他眼里，是必须在最短时间内送到延安的硬货。

延安拿到这条信息后，再转报给苏联，斯大林后来的专门致谢，背后体现的其实是一整条隐蔽渠道的可信度。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有关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情报同样从他这边流出去，到了美国那里却没能引起足够重视，最后只好用炸毁的战列舰来验证它的准确性。

抗战结束后，国内重心重新转回内战准备。

蒋介石开始筹划全面动员军队，准备对我军展开大规模军事打击，阎宝航却从中把《全国军备部署图》拿走了。这份图不是零碎的局部消息，而是从全国视角标注了每一个军的驻地、兵力、装备情况。

一旦这东西落到共产党手里，国民党军的整体布局在很大程度上就失去了“战略突然性”，每个军能投送多少兵力、补给能力如何，我军中央都可以用相对准确的数据来做推演。

老蒋最后的困惑

说到这里，前面几位已经足够让人捏一把汗了：有人把军事档案往外搬，有人把会议记录当成情报，有人连全国部署图都顺走。

但在很多老兵、研究者眼里，这几位加起来的戏剧性，都敌不过最后这一位——熊向晖。

不是因为他在情报线上时间最长，也不是因为他一个人参与了多少次大行动，而是因为他的作用，直接落在了蒋介石个人判断的软肋上。

1937 年，十八岁的熊向晖按照周恩来的安排，进了胡宗南的部队。胡宗南在蒋介石那里的地位，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嫡系中的嫡系”。

装备好、兵力足，是被视为将来扛大梁的那批人。

这样一个人要挑接班人，不可能马虎。熊向晖之所以能被选中，不只是因为聪明，更因为他给出的“忠诚感”很足，言行举止完全符合一个国民党青年军官的模板。

胡宗南把他送到黄埔军校去深造，回来自然就放到了机要秘书的位置。这一步很关键。

机要秘书意味着什么？首先是作战计划起草、整理、归档要经他手，其次，很多来自蒋介石的密令，是通过这个岗位在胡宗南系统内部落地。

一旦这个岗位出了问题，前线的部署和延安那边的准备，就可能形成一种诡异的同步关系。

1943 年那次闪击延安计划，就是典型例子。蒋介石给胡宗南下了硬任务，要用十万兵力突然打击延安，试图在抗战中期就解决掉红军。

按国民党方面的设想，一旦打掉延安，国内格局将出现彻底逆转。可这道命令刚从南京发出，胡宗南那边还在部署，具体的作战方案就已经被熊向晖掌握，并迅速传到了延安。

毛主席这次的应对方式很有意思，不是悄悄撤退、悄悄防守，而是直接把这一计划公开。全国当时仍在抗战状态，舆论对“内战”极为反感。闪击延安一旦坐实，蒋介石在国际国内都会背上破坏抗战统一战线的指责。

结果就是，计划被硬生生按下去，胡宗南手里的十万大军，只能先在地图上转圈。

到了 1947 年，战争环境已经完全转为国内决战，胡宗南再次对延安发起大规模进攻。这一次，熊向晖照旧把情报提前送到我军方面。

延安很快完成战略转移，胡宗南部队攻进城时，真正能抓到的只剩下空房子和标语。

更让他郁闷的是，后续在追击过程中，一路被解放军各个击破，机械化装备大量损失，“运输大队长”的称号，就这么在军中和民间传开。

胡宗南对泄密这件事非常在意，部队里查了又查，始终找不到背后那条线。在他的认知里，熊向晖是自己最放心的一批人，既有培养背景，又有长期共事经历，完全不在怀疑名单上。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设宴，当着张治中的面公开熊向晖的真实身份。张治中听完直接愣住，脱口而出那句“原来蒋介石在情报上也不是对手”，等于替很多国民党高层说出了内心感受。

远在台湾的蒋介石，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个“揭秘时刻”。

他在 1975 年去世时，对许多情报失败的具体原因仍是一头雾水。

可以想象，他会怀疑密码本保管不严，会怀疑部队里有人嘴碎，会怀疑外围有人潜伏，但极少会认真推演一种可能：最看重的部队、最信任的将领、最器重的机要秘书，整个链条从上到下，实际上长期暴露在对手的视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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