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晚年三次自杀，用毛巾勒脖子，拔掉静脉插管，医生：何苦啊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傍晚，南京军区总医院重症监护室突然响起急促的警报声，绿色心电曲线在屏幕上猛地拉成一条直线。值班护士几步冲到病床前，几名医生随即赶到，胸外按压、电击除颤、静脉推药，一切程序都在几十秒内完成。就在这片混乱中，人们恍然意识到：那位驰骋半生、脾气刚烈到倔强的山东汉子——七十八岁的许世友，也许真的就要走了。

半年之前，许世友仍在山岭间打猎。那是三月的一天，阳光透过山林，映在他满是刀疤的脸上。身边的警卫劝他少动，老人不耐烦地摆手：“我腿脚比你们快得很。”那时没人想到，他的肝脏已经被癌细胞蛰伏包围，甲胎蛋白指数飙到常人四十倍。检查报告被层层封存，怕他知道后恼怒，更怕他拒医成性雪上加霜。

隐瞒终究瞒不住。七月，南京军区总医院专家再度会诊，结论只有四个字：高度怀疑。军区党委一合计，决定把他请到北京三○一医院。做这件事，大家都推聂凤智。他们同在胶东浴血多年，聂凤智深知老首长的脾气。那天晚上，雨打窗棂，两人在走廊里抽烟。聂凤智试探着说：“老总，北京的仪器更好。”许世友摆手：“不去！北京路窄，人多嘴碎。”一句话把话题封死。

固执之外，还有他对身体的迷信。战争年代，枪伤炸伤都是扛过来的，喝碗黄酒、贴片草药，照样能冲锋。所以他相信疼痛只是小恙。可八月后，腹胀、黄疸、失眠——一环扣一环，坐卧都难。他依旧硬撑，也依旧骂骂咧咧拒绝麻醉镇痛：“医生自己都治不好自己，还来治我？”医疗组只得把病房搬到中山陵八号楼，二十四小时轮班守着。

第一次自残来得猝不及防。午餐后，他独自进洗手间，长久无声。护士推门，眼见他用头撞墙，额角已渗血。两天后，深夜病房的灯光昏黄，巡夜护士发现他用毛巾绕颈，面色铁青。慌乱中众人合力解开布条，才捡回一条命。医护班子临时加派两名警卫，在床头柜、枕头下搜出一把手枪——谁也说不清这把枪何时落到他手里。许世友冷笑一句：“备用。”

秋风一夜起，梧桐叶落满中山陵。因腹水与全身水肿，他的体重迅速飙升到两百斤，行动全靠人抬。一次，他嘶哑地吐出几个字：“想走走。”众人商量半晌，索性连同沉重的沙发一起推着他在病房转圈。楼下病人不堪其声，“像地震”，可楼上谁敢停？老人闭上眼，露出极轻的笑意，那或许是他与生命最后的一次和解。

第三次自杀发生在十月初。例行换液时，他突然抓住静脉插管，一把扯出，鲜血喷涌。医生慌忙按压止血，动作如同战时急救。年轻的护士抬头看见，他的眼里没有痛苦，只有决绝和隐约的愤怒。主治医师叹一句：“何苦啊。”可这句嘀咕，并没能穿透将军的意志。

随着休克、肝衰、肾衰接踵而至，医学上能用的办法差不多都试遍了。通知电报发往各地，胸腔、肝胆、麻醉、传染科专家连夜抵达，但谁也没法推开死亡之门。十月二十二日清晨，南京城难得放晴，太阳明亮却没有温度。那天，他昏睡超过三十个小时。到了下午四点五十七分，仪器停了，医护洗手摘下手套，重症室里只剩一片沉寂。

十月三十一日的灵堂设在南京军区礼堂。为了放进上千个花圈，木座椅成排拆除，锈钉锯断才肯松手。大厅正中，盖着党旗的遗体平静端坐，眉宇仍维持着“眼神凌厉”的弧度。田普扶着长女的手，哭得昏厥。聂凤智躬身三鞠，嘴角颤动，没能说话。礼堂外，乌云翻滚，忽起骤雨，仿佛天地替人落泪；两个小时后，雨停天开，人们说那是硬将军最后一次军礼——刀光一样的闪电划破长空，随即戛然而止。

许世友走了，关于他晚年的三次求死之举，曾在军中流传出不同版本。有人说那是英雄不肯向病痛低头的倔强，也有人认为那是健康管理的“盲目自信”终致悲剧。若从医学角度看，肝癌晚期患者剧痛难忍、意识时清时昏，自戕并非罕见；可若从革命军人气节审视，此举又像是他一贯“宁折不弯”的个性在生死关口的最后迸发。两种解读并不矛盾，反而交织出一个立体的许世友：横刀立马时的骁勇与病榻之侧的悲愤，同属一个灵魂。

有意思的是，他在生前对死亡的态度曾一再显露。抗日时期，队伍夜宿深山，他常提刀巡视，一旦敌哨出现，必是“我去”，别人绝少插手；建国后他在广州军区担任司令，仍爱赤膊上阵打擂。朋友劝他悠着点，他笑曰：“命是捡来的，不值钱。”如此看，临终前的三次冲动，与其说是突然，不如说是早已写在骨子里的宿命逻辑——战场没夺走他，疾病却让他感觉被“束缚”，这是他无法忍受的失控。

遗憾的是，这样的性格在和平年代面对现代医疗时，反倒成了危险因素。倘若能早些系统住院，或许病程还会延缓；可若失了那股“许大胆”的桀骜，尚还是许世友吗？历史无法假设。留下的，只有那条被护士慌乱扯开的毛巾、一支不知从哪来又被收缴的手枪，以及病历本上层层加粗的“高危”红字。

送别仪式结束后，警卫员收拾遗物，在床头柜抽屉里发现一张夹皱的便签，写着“打仗不怕死，躺着最难熬。好好活着，别学我。”落款歪斜，却能辨出是他的笔迹。便签真伪无人深究，也无需深究，它恰好道出一代悍将的反差：生于枪林，长于血火，却敌不过自己身体里的那场无声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