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汉生晚年写回忆录，把贺家姐妹单独写了一章：她们都是英雄

1992年3月7日，北京阜外医院的清晨格外安静。开国中将廖汉生靠在病榻上，手边放着厚厚的书稿。他用放大镜逐行核对，一会儿抬头对身旁护士轻声说：“这一章，不能删，这是贺家姐妹的命。”护士听得发怔，只顾点头。

很多朋友都劝廖汉生：回忆录中文字太多，删一点好。可在他看来，那几位女性的篇幅一字也动不得。理由很简单——若无她们，当年的红二方面军很难在湘鄂边站稳脚跟。

贺氏家族牺牲的数字，外界常说“上百”。廖汉生掌握的名单标注得更细：从1920年至1949年，被反动派杀害的直系亲属合计109名，含妇女42名，儿童11名。数据冰冷，背后却是一条条热血生命。

1916年二月的洪家关，贺龙策动“菜刀闹盐局”。人们只看到他举刀砍门，却忽略了旁边递兵器、联络乡亲的两位女子——大姐贺民英和四妹贺戊姐。没有她们，临时拼出的百十号人根本聚不齐。

1922年，贺民英的丈夫谷吉庭被陈渠珍设计诱杀。消息传回山里，她只沉默了半个时辰，随后换上丈夫留下的短枪，“队伍还得有人带。”从那天起，她肩负起在桑植建立农民武装的重担。

北伐期间，贺龙的队伍打到湖南澧州，声望日隆。为防止地方土豪报复，他把族里三位学龄孩子—廖汉生、肖裴然、谷化章—送到常德读书，还掏出三百银元。廖汉生后来回忆：“要是没那笔学费，连小学都毕不了业。”

1927年春夏，南昌起义失败，谣言四起。“贺龙死了”的话传满桑植。县城反动团练蠢蠢欲动，第一枪就打向贺家房舍。贺民英撤退进深山，带着六十多把枪，倔强地守乡里，“龙子龙孙还在就得干”。

1928年3月，贺龙潜返家乡。山民三里五里赶来洪家关，连县长也抬轿上门。酒过三巡，他站在堂屋门槛上宣布：“现在我只认共产党！”这句话说完，他把姐姐的游击队、堂弟贺锦斋的武装以及各路散兵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队伍刚整编完就遭重击。8月，贺满姑与三个年幼孩子被俘；9月9日，贺锦斋在断后中中弹牺牲；10天后，敌人将贺满姑凌迟，头颅示众。廖汉生在回忆录里写道：“那天晚上，洪家关的柴火无人敢点，怕照见泪痕。”

主力被迫突围后，湘鄂边留下的仅是贺民英、贺戊姐等百余人。他们缺粮缺药，却不缺斗志。山洞里用松枝照亮，脚上草鞋磨出血泡，大家互相宽慰：“坚持几天，主力打回头路就好了。”

1930年深秋，山里下初雪。敌人把包围圈推到石堰坪，白军放话：“让他们饿死冻死。”贺戊姐夜里摸黑下山，靠背篓背回两大包红薯叶，硬是让伤病员熬过严冬。廖汉生为此专门写下一句：“她是用一副病喘的肺替几十条命透气。”

1933年5月6日夜，湖北鹤峰太平洞枪声大作。叛徒告密，敌军猛扑贺民英的驻地。激战中，她右腿中弹、腹部再中一枪，依旧护着七岁儿子向轩突围。弥留前，她将手枪塞给孩子：“去找大舅。”短短七个字，成了母子最后对话。

同一夜，贺戊姐因哮喘跑不快，被押往稻田，敌人抬枪击倒。她的女儿肖艮艮和两岁男孩被抓，全靠廖汉生母亲倾尽家财，才从县团防局赎回来。

战争转瞬又是一年。红二方面军北上长征，湘鄂边再无红旗成片。可贺家姐妹的故事在山民茶馆里越传越广，“窄门对刀山也敢闯”的话，用来形容这对姊妹再贴切不过。

1949年10月1日清晨，廖汉生站在天安门广场观礼。升旗乐曲响起，他忽然想到十四年前山洞里那支小队。后来他告诉随行人员：“要是大姐能看到这一幕，她会笑。”同年冬天，他回湘西走访烈士亲属，给贺民英、贺戊姐墓前各立一块小木牌，没用官样字，只写“革命女杰”。

1993年8月，《廖汉生回忆录》出版，第六章题做“贺家姊妹”。不少读者好奇，为何单列？出版座谈会上，老人解释得朴素：“榜上有名的将军多，可被人遗忘的女英雄也要有人记啊。”话音不高，却让会场瞬间静下来。

贺民英、贺戊姐、贺满姑生于清末，长于民国，战死在烽火岁月。当年的红军队列里，女人不多，像她们这样常年带枪、统兵、独当一面的更少。廖汉生把这一章留到最后成文，算不上文学技巧，只是不想让功劳簿漏项。

书稿定板之前，他特意嘱咐编辑沿用“姊妹”二字，不用现代写法的“姐妹”。理由被旁人戏称“古怪”，他却坚持：“她们生在旧时代，以旧字最合适。”

在老将军的坚持下，贺家姊妹的事迹透过油墨再次传遍书摊。那一年，许多青年才第一次知道，湘鄂边的密林里曾有一支几乎全由女性撑起的游击队；也有人找到当年红军的统计表，惊讶地发现：109具躯体拼出一个姓氏的忠诚。

故事到此看似结束，可山里的春风夏雨仍在替她们低语。正如廖汉生写下的尾句：“她们倒在枪口前，却把路指给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