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希汉之子周抗援，与父亲一起江钓：他只留下了一片鱼鳞

1978年盛夏的一个清晨，钱塘江面泛起薄雾，江水轻轻拍打着小木船。周希汉拄着竹制鱼竿，慢慢收线，腰背微弓，神情专注。这位六十二岁的海军上将，胃部手术后第一次感到体内重新涌动力量。鱼线忽然绷紧，竹竿被向下一拖，船身轻颤——半小时后，一条足有五十八斤的鲭鱼被拉进了舱底。围观的疗养院工作人员惊呼、鼓掌，周希汉却只是抖了抖袖口，摘下一片闪亮的鱼鳞，轻轻装进口袋。

儿子周抗援就站在旁边。他前一天才从部队赶来探亲，背着一支现代碳素竿，显得神气。可真正的赢家还是父亲的那根罗汉竹。“打胜仗不全是靠武器。”周希汉笑着拍拍鱼竿，眼神里透着孩童般的满足。周抗援点点头，却在心里琢磨：这么大的鱼，要是送回北京，全家老小都有口福了吧？念头刚冒出来，父亲已对疗养院院长说：“空勤灶的飞行员辛苦，让年轻人补补。”一句话，鱼归了伙房，船头只剩那片鳞片在晨光中闪。

江面安静下来，父子俩的记忆却被浪声一点点唤醒。十九年前，也是一段紧巴日子。1960年开春，北京城区开始执行严格定量供应，粗粮配给远高于细粮。周家兄弟五人正值长身体，“一碗高粱糊糊还没凉透就见底”——这是他们对那段日子的共同描述。为了让孩子们多吃一口白面，周希汉常把自己的细粮票撕下塞在饭桶口。晚饭桌上，他端着半碗杂粮粥，用筷子挑几根咸菜梗，就算解决了一顿。

有意思的是，苦中也能生趣。听老战友说后院能养猪，周希汉立刻腾出一块地，买来不足十斤的小猪仔。白天开会，晚上割草，连军靴都染上了青草味。他把这片小猪圈称作“自家的南泥湾”。猪肥到百斤，同事们以为将军家要大摆筵席，结果肉被切成薄片，悉数送进机关伙食班。留给自家孩子的只有骨头、猪肝和一锅浓汤。老炊事员嘟囔“赔本买卖”，周希汉听见，没解释，只丢下一句：“部队人多，正缺油水。”话短，却透着那代人惯有的信条——宁可自己亏，也不能让战士饿着。

1968年，又一段转折。那年春天，山西招收知青，周希汉挥笔报名，把几个孩子一并送往农村。周抗援一时不解，父子关起门谈到深夜。灯泡昏黄，墙上映着两道影子。周希汉拿出一页人民日报，指着上面的号召说：“艰苦地方才能炼好钢。”简短的对话成为命令，无需更多说服。第二年，武汉军区空军到插队点征兵，周抗援握笔写下申请——一纸批复，让他正式披上空军制服。

参军后，周希汉规定：每月一信，汇报学习、训练、思想变化。厚厚一叠信封漂泊在邮路上，孩子们起初以为自己受到特别照顾，后来才发现父亲的信件分毫不差地寄给每个人。那时他在总参加班到深夜，打完最后一个电话才开始写字。偏偏字句并非官样文章，而是逐条回应孩子们的困惑：“思想波动正常，先看《雷锋日记》再写心得。”一句一句，仿佛摆渡的竹篙，将年轻人推向更宽的水域。

转回钱塘江。那片鱼鳞被擦干，夹入笔记本首页，紧挨着一句题词：“得鱼甚于食鱼美。”十个字，像极父亲行事的底色：自己尝得到苦，却总想着让别人分到甜。院长原本推辞，周希汉摆了摆手：“当年南泥湾缺粮，我们挖野菜；如今飞行员天天蹬战机，也总不能让他们光啃冻鱼。”

周抗援不再坚持把鲭鱼带回北京。他提竿坐在父亲身旁，江风吹来，两人各自沉默。父亲面色憔悴，却眼神澄亮；儿子身形挺拔，却心里泛酸。船头轻轻晃动，水声仿佛串起那些相隔数十年的画面——缺粮时代的咕咚声、知青年代的汽笛声、信封划破封口的沙沙声——都渐渐融进钱塘江的波光里。

周希汉在1989年病逝，鱼竿、笔记本、那片鱼鳞被妥帖留给周抗援。每年休假，他都会找一处江水清亮的地方，把罗汉竹轻轻抛出。竹尖颤动的一刻，他下意识瞄向身旁，却只看见自己倒影。重新收线时，那片旧鳞轻轻摩挲掌心，有些斜纹已被时间磨平，却仍能在阳光下闪出冷冽光芒，让人想起那位喜欢讲“打胜仗不靠武器”的老兵，想起他分猪肉时的那声“部队人多，正缺油水”。

有人问周抗援，父亲留给他最大的财富是什么？他想了想：“一片鱼鳞，一支竹竿，还有写了二十年的家书。别看它们不值几个钱，可只要握在手里，就知道怎样做人。”说罢，他把竿尖压低，江水顺势滑过，仿佛又有什么巨物在暗处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