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岳飞的潦倒后人，写信求毛主席安排工作，毛主席回5个字

1952年春末，两封信送到了毛主席的案头。

这两封信笔迹相同，很明显是同一个人写的。

而且写信的人，在信封上已经注明“岳昌烈”，光看名字这三个字很普通，但信里末尾的落款，却比较特殊。

落款是“岳飞后人”。

原本，毛主席把这封信当成普通信件的，可一看到这落款，顿时觉得这封信不一般。很显然，这封信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

信中的内容满是窘迫，字里行间表达的是求职的欲望。面对岳飞后代的诉求，毛主席最终写下5字批复。

而这简短的五个字，却改变了岳昌烈的命运。

毛主席看完信件，立即派人去核实了情况。

最终，核查结果也证实，岳昌烈所言属实。他是岳飞三子岳霖一脉的后人，确实是名门之后。

可这位民族英雄的后裔，为何会沦落到求毛主席谋职的地步呢？

答案，就跟他这半生的挣扎与坚守有关。

岳昌烈出生在晚清。从小刻苦读书，八股文功底扎实，年纪轻轻就考中了秀才。要是生在太平年代，他靠这份学识就能谋个仕途，安稳过日子。

但时代突变，清朝垮了。他苦学半生的学问，一下子没了用处。谋仕途是不可能了， 只能将一身的学问，用来去民国学堂教书，赚点钱，养活一家人。

不过，教书的风气让他接受不了。

民国时期，学堂风气已经不纯粹了。不少人劝他要迎合学生，灵活教书。但岳昌烈却一直坚守底线：“尊师重道是千古道理，不能为讨好学生弯腰。”

他是清末秀才，是个文人，更是英雄后代，他有傲骨，怎么会为了学生，就妥协了？

他始终不肯妥协。最终，他被校长辞退了。这下子，连一点收入都没有了，岳昌烈的生活开始窘迫起来，连生计都难了。

为了生存，他卖掉祖宅，搬进破旧小屋。身边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半辈子攒下的书。

这时候，身边的人看不下去了，便开始劝他：“时代变了，该低头时就低头。”

岳昌烈还是不肯妥协。生活最艰难的那段日子里，他没有颓废，一直在努力读书，提升自己，这期间，他还学会了日语、英语，用这些行动，守住了文人的底线。

这份底线，在那个动荡年代，特别难得。抗战全面爆发后，浙江沦陷。日军借着办学的名义，搞文化殖民，需要懂日语的中国人，帮忙宣传。

岳昌烈由于懂日语，还有文化，很快就被日军盯上了。

日军找上门，承诺给他高薪，让他过上富贵的生活，他当场拒绝：“我是岳飞后人，宁死不当汉奸，绝不会玷污先人名节！”

可日军一直不肯罢休。

为了躲避日军纠缠，他只能四处逃难。这时候，他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还常常吃不饱饭，却始终没向侵略者低头。

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内战又开始了。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岳昌烈没钱没势，连教书的工作都找不到。他只能在四处漂泊中，勉强糊口。

新中国成立后，岳昌烈的生活并没立刻好转。当时教师岗位优先招党员和资深教员，他没有相关身份，找工作屡屡碰壁。

他年纪大了，体力活干不了。走投无路时，他鼓起勇气写了第一封信，寄给了自己最信任的毛主席。

那时正是抗美援朝关键时期，信件辗转耽误了。直到一年后，他写了第二封信，两封信才一起送到中南海。

毛主席一直很推崇岳飞这位民族英雄。他曾专门去安阳汤阴的岳飞庙，缅怀这位爱国志士。

1954年清明节前，在杭州刘庄的办公室里，毛主席还和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讨论过岳飞墓的保护问题。他问王芳会不会背《满江红》，还跟着一起低声吟诵“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谈话结束时，毛主席特意嘱咐王芳，替自己给岳王坟送一个不署名的花圈。他用这种方式，祭奠这位英雄。

因为推崇岳飞，毛主席对他的后人自然多了份关心。但他更清楚，自己是新中国的主席，公权力不能为私人破例。

之前，同族兄长毛岳乔向他求助安排工作，毛主席就婉言拒绝了。他只从自己的稿费里寄去生活费，叮嘱兄长“在当地自己想办法解决”。

岳昌烈是英雄后代，不能让他寒心。可要是开了“领袖批条子安排工作”的先例，就违背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反复考虑后，毛主席在信上写下五个字：“可适当照顾”。

批复很快传到当地政府。工作人员马上上门慰问，提出给经济补助。

岳昌烈却摆手拒绝：“感谢政府关心。我能干活，不想白拿补助。要是能给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我肯定全力以赴。”

工作人员听说他拒绝日军、坚守气节的事后，更敬佩他了。结合他深厚的文史功底，最终把他安排到当地文史馆工作。

当时，全国各省市都在陆续设立文史研究馆，宗旨是敬老崇文，聘用有学识的老人整理史料。岳昌烈在这里，终于找到了能发挥自己才能的地方。

他把对家国的赤诚，都放进了工作里。每天伏案整理地方史料，做事严谨细致，从不马虎。

一封求助信，五个字的批复，藏着伟人的处事智慧。毛主席既守住了公权的底线，又传递了对英雄后代的温情。

而岳昌烈一生的坚守，让人们看到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从未消失。这份跨越千年的精神传承，和领袖的为民情怀交织在一起，成了岁月里动人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