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中央老部长看谍战剧后，登报证明：剧中大反派是我党特工

1949年1月停战谈判进入僵局时，北平城内外弥漫着紧张空气。傅作义犹豫再三仍未松口，负责联络的那位年轻秘书却一次次端着文件走进总司令办公室，语气淡定，条理井然。谁也没有想到，眼前这位看似忠心的国民党少将，正把谈判桌下的每一次风向变化悄悄送往西柏坡。他的名字叫阎又文。

时间快进到1997年7月，北京的闷热像罩子一样笼住胡同深巷。电视里，《第二条战线》播到第十集，“反派头目”阎又文露面，阴沉的面孔加上一连串阴谋动作，把客厅里的观众气得直拍茶几。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看着荧屏，却握紧了扶手。老人正是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青长，75岁，打了一辈子情报交道，对片中人物不可能认错。

“得赶快让大家知道真相。”罗青长挂断电话时只说了这句话。随即，一封署名文章的文稿被送往《北京日报》编辑部。三天后，报纸头版刊出《丹心一片照后人——怀念战友阎又文同志》，一句话揭开谜底：电视剧里的“最大反派”，实际上是为党浴血潜伏十四年的高级特工。

报纸一出，坊间哗然。许多读者疑惑，阎又文不是早在北平和平解放后就成了国民党起义将领吗？为何突然又与地下情报联系在一起？事情得从1934年说起。那年秋天，19岁的阎又文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正值“一二·九”运动前夜，校园激进思潮涌动，他先是旁观，随后被同学拉进读书会，从此对民族独立与社会变革话题如饥似渴。

七七事变后，阎又文赶赴延安，接受交通队特训。由于出身清白、行事谨慎，他被选中打入国民党西北军。1939年，他已是傅作义的随员。这个职位表面普通，却可接触到机要电报和兵力部署。每逢深夜灯火熄灭，他就把白天记下的暗号抄入微缩胶片，通过秘密交通线送往晋察冀边区。许多档案显示，太原会战、晋中反攻等作战方案都因阎又文提供的“敌情汇总”而被迅速修订，减轻了八路军损失。

进入解放战争后期，阎又文的身份更显关键。1948年10月，平津战役筹划已久，却不想国民党高层突然准备空运精锐北撤。阎又文及时截获电报，用病假借口混出北平，将情报转交给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部。正是这份情报，使林彪抓住机会在锦州完成合围，整个东北战场局势由此逆转。

鲜为人知的是，1949年1月协商期间，阎又文数次暗中劝说傅作义。最终，傅同意接受和平解决方案，北平城墙得以保存，200万市民免遭炮火。按照地下工作纪律，解放后阎又文的真实履历被永久封存，他仅以“起义将领”公开示人。在国家建设的紧要关头，这种低调是另一种保密。

1962年，阎又文心脏病突发，病逝于北京，终年47岁。对于普通百姓，他带着“旧军官”标签悄然离开；对于情报战线，他的代号却被列入最高机密。转眼31年过去，家属才在机要档案里见到真正的信史。那时罗青长正在中央档案馆整理旧卷，才把战友生平完整拼合。

有意思的是，制片方创作《第二条战线》时，恰好从民间传闻里捡走了“阎又文”这个名字，又把他套进了虚构的反面角色。编剧并非故意抹黑，只是不知道背后的禁忌。这也提醒人们，隐秘战线的胜利往往伴随终生不发声的牺牲，一旦时间走远，就容易被误读。

罗青长在文章中回忆，1950年一次深夜，他与阎又文并肩坐在和平门招待所简易的木椅上，窗外仍有叫卖铜锣烧的声音。阎又文说：“身份不能揭，但历史总会记得我们。”这句话后来成为罗青长执笔时的信条。1997年那份报纸印数很高，当天中午就被抢购一空，许多老兵拿着放大镜逐字阅读，甚至有人把整版剪下装框。

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6月，中央档案馆正式解密部分北平和平解放材料，阎又文代号“卓立”首次浮出水面。几份电报旁边的批示字迹清晰，呈现当年西柏坡对北平局势判断的来龙去脉。这批档案后来进入军事科学院数据库，成为研究国共和谈的重要一手资料。

阎又文的故事并非孤例。20世纪四十年代，仅华北地区就有登记在册的地下党员三千余人，他们多数在战后回到普通岗位，名字消散于户籍簿。罗青长用一篇文章撕开尘封，让公众第一次直面那个群体的真实存在。有人称之为迟到的荣光，也有人把它看作对历史准确性的坚守。

电视剧继续播放，后续剧情还在虚构的情节里反复翻转。可一纸报章已经把现实与艺术分开：荧屏上的“反派”只是角色，真正的阎又文，早已把一腔热血埋在黎明前最黑的夜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