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7万赔偿金，二审为何改判成1.9万？

近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二审判决书，引发广泛关注。在这起买卖合同纠纷中，买方一审被判赔偿26.7万余元，而二审判决金额骤降至1.9万余元，减幅超过90%。这起案件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合同“隐形费用”？法院又是如何认定并重新厘清这笔账的？记者日前进行了采访。

案件回顾：一台挖掘机引发的纠纷

2021年2月，陈锡某、李运某与贵州恒达某机械有限公司签订《分期买卖合同》，购买一台徐工牌挖掘机，总价高达230万余元。合同除设备裸机价外，还包含运费、债权管理费、保险费、资信调查费、GPS费及贷款利息等多项费用。赵成某、金传某作为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后因陈锡某等人未按时支付分期款项，恒达某公司于2023年6月将设备取回，并起诉至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要求判决解除合同、赔偿损失等50多万元。

陈锡某、李运某委托贵州贵遵律师事务所代理一审诉讼，提出了详实的抗辩意见。可是，判决结果并不理想。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约定了挖掘的总价组成，不论是否发生，都应当按照约定进行付款。从而判决陈锡某、李运某赔偿损失267,308.90元，并支付评估费700元，赵成某、金传某承担连带责任。

二审焦点：多项费用是否“实际发生”？

陈锡某等四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贵州贵遵律师事务所为其书写了详实的民事上诉状，并在上诉中明确提出，合同约定的债权管理费、资信调查费、贷款利息等费用并未实际发生，不应计入买方应付总价款。

同时，律师团队还在上诉状中明确提出六大争议焦点，包括合同解除问题、已付款与应付款认定、设备残值评估、保证责任期间、对方违约行为等，并围绕证据与法律适用展开有力论述。

上诉人的这一主张成为二审的核心争议点。二审中，贵阳中院围绕上诉请求进行审理，重点审查了合同总价款构成、各项费用合理性、设备残值认定、保证期间约定等关键问题逐一进行了详细的审核认定。

法院认定：揭开“隐形费用”面纱

贵阳中院经开庭审理后认为，涉案的债权管理费107,545.20元、资信调查费1,200元，卖方未能举证证明实际提供了相应服务，该费用依法不予支持。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贷款利息185,600元，因卖方自认未实际提供融资服务，法院不予支持。同时，原审法院认定的相关融资费用明显不当，应当予以剔除其未提供的融资服务费的费用，公司主张的运费80,000元也明显过高，酌情支持调减为40,000元。

最终，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设备总应付价款，从一审认定的2,193,533.90元核减至1,945,856元，并且二审改判：一是撤销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确认合同已经于2023年6月25日解除、二是改判陈锡某、李运某赔偿恒达某公司损失19,631元、支付评估费700元；三是赵成某、金传某承担连带责任。相较于一审，买方赔偿金额减少247,677.90元，降幅达92.7%。

为何改判：关键在于“费用未实际发生”

“本案的成功改判，体现了法律逻辑与证据规则的审判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在采访中，贵州贵遵律师事务所的承办律师对此评价说，法律的生命和价值在于他的逻辑之美，在司法实践中，正是因为不同的案件，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才有案件的诉讼代理和辩论价值。

记者发现，根据二审判决书显示，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严格遵循了“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对于合同约定的各类费用，法院不仅审查约定本身，更重点审查费用是否“实际发生”、服务是否“实际提供”。

此案二审结果也凸显了在合同纠纷中，“费用是否实际发生并对应提供服务”将成为影响判决的关键举证点。在本案中，因卖方未能就多项费用提供实际履行的证据，从而导致相关诉求未获支持。这一认定，体现了法院对实质公平的追求，避免当事人通过合同形式，设立名目收取未实际发生的费用。

专家解读：履行合同应有边界

针对本案的成功改判，有法律专家指出，该判决具有典型意义。这具体体现在：

一是合同费用应具有对价性：合同约定的费用应与其实际提供的服务相匹配，否则可能在纠纷中不被支持。

二是证据意识至关重要：在合同履行中，双方应注意保留费用发生、服务提供的相关证据。

三是格式条款应审慎审查：对于分期买卖合同中包含的多项附加费用，买方应审慎询问其具体内容与实际发生条件。

据代理该案件的贵州贵遵律师事务所承办律师表示，这起案件看似是一起普通的买卖合同纠纷，但其二审改判所体现的法律原则，却对各类交易具有普遍参考价值。贵阳中院通过严谨的证据审查和法律适用，清晰划定了合同费用支持的边界，维护了实质公平，也为市场主体规范合同行为提供了明确指引。（王小红 黄丹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