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俊峰：2025中国财富传承“觉醒之年”的未了局

导语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老龄化时代的到来，财富传承问题日益凸显，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和高净值人士面临的传承挑战。聂俊峰博士认为：2025年是中国财富传承的“觉醒之年”，财富传承不仅是家事，更是国事、天下事，需要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和专业的工具，确保财富的有序传承和家庭的和谐。未来，企业家和普通家庭都需要增强传承接班的系统科学思维，借助信托制度和家族办公室，实现财富的“长久”与“向善”。

下文内容来自聂俊峰博士在第一财经2025年度财经思想者盛典上的主旨演讲。

聂俊峰 博士

京华世家家族办公室董事长

北京大学战略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2025年开始，中国的财富传承开始进入“觉醒年代”，其中的典型案例是民营企业家和高净值人士，但其实普通家庭也面临相似的“传承焦虑”。回顾2025，娃哈哈宗庆后家族信托纠纷、宁波杉杉控股经历继承风波陷入破产重整、恒大地产许家印海外信托遭遇全球追偿、爱马仕继承人声称被骗150亿美金等新闻多次占据热搜，因为继承大瓜而出现了公众形象“塌坟”、“塌房”、“塌庙”和“塌婚”的网络热词，也充分暴露了老龄化时代财富传承的典型风险。

2025年的娃哈哈家族遗产纠纷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业传承最具代表性的风险案例：从亲情到利益、从一代到二代、从私人到法人、从本土到离岸、从家族到社会利益相关方。围绕着宗庆后遗产和娃哈哈股权的司法纷争尚未落槌终审，相关博弈仍在进行，但历史已经证明：家庭失和往往是品牌败落的开始。在2025年，我们看到的知名企业的传承风险又何止一个娃哈哈。即使在公众情绪层面，2025年网络流行的“婚恋秘籍”从“搞定江浙沪独生女”再到“江浙沪独生子女逼问自己的爸爸有没有私生弟弟妹妹”。这些集体性的焦虑和心理共鸣其实都在昭示着中国家庭财富传承“觉醒年代”的到来。

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娃哈哈与宗庆后所代表的传承“宫斗”再一次警示中国企业界：在创始人步入黄昏之际，企业必须彻底摆脱“家长文化”和道德光环，回归战略规划、产品生命力和家业制度治理。从50后到60后的企业家们，要想实现企业的接班“传宗”和财富的有序继承都必须依靠以信托制度为核心的家族与公司治理。当宗庆后一代企业家渐次谢幕于中国商业史，我们终将发现：人无完人、业有圆缺，血缘与情爱可以隐藏，但财富传承永远需要阳光下的制度。

21世纪已经过去四分之一，完整经历中国改革开放光辉岁月的“50后”与“60后”企业家们已经步入人生黄昏。从大历史的视野来看，这两代人无疑是有史以来最为幸运的中国人。然而行至当下，“有钱有后”的他们，在事业与财富的传承抉择中不得不“思前想后”：宏观地缘经贸冲击、产业与科技转型换挡、家族代际传承过渡的“三期叠加”让中国财富与企业传承的“未了局”充满变数与凶险。

局面既令人深感岁月不待人的紧迫，也催促中国企业家群体增强传承接班的系统科学思维。然而遗憾的是，中国企业家们面对“传宗”接班的必答题时，基本处在无知无觉和半知半觉状态。

所谓“无知无觉”就是对“身后事”采取回避的态度——所有的关于遗嘱、信托、保险等财富与事业传承的事务，在很多企业家那里“谈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所谓“半知半觉”就是对财富传承“遇人不淑、见事不明”。

企业家作为高净值人士，其身旁不乏目的性较强、情绪价值到位的各色机构和“卖方”人士，但是基于过往创业创富的人生辉煌，天然的自信甚至自负让他们很难信任与托付独立中立、专业靠谱的家族办公室团队并且由其长期陪伴。境内外大型金融机构虽然具有天然的信用优势，但是作为“卖方”很难集中团队陪伴某一位企业家，也不可能替企业家安排周全详尽的传承方案。

香港高等法院的相关文件披露了宗庆后人生最后阶段的认知局限、手写遗嘱与“委托书”不专业，宗庆后去世之后其子女之间又上演了不合理的PTC（私人信托公司）安排……凡此种种充分说明：即使聪明如首富，传承的安排也可能陷入孤家寡人“草台班子”式的抉择：信任了不理想的人、选择了不周全的方案、留下了家族变乱混沌局。事业和财富的传承在宗庆后以及很多企业家那里是通过碎片化的信息反馈和应激反射式的决策来进行“熵增式”安排的。所以我们会不断看到影视剧中豪门恩怨、家产纷争、情节混沌的剧情在中国企业家的传承故事中反复上演。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五福临门”（出自《尚书·洪范》）。所谓“五福”概念：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中国企业家的传承也应该追求“五福圆满”。然而2025年，中国企业家身后事的波澜折射出中国民企传承未了局中的三大当局者迷思：

一是中国民营企业与生俱来的股权原罪。

与娃哈哈的情况类似，20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民营企业家为了拿到事业的“路条”或“准生证”，在创业之初都与国企或集体企业产生复杂微妙的投资或“挂靠”关系。国有或集体企业孵化了“民族品牌”的初生。然而在后来的历史进程当中，企业家才干是企业发展壮大的主要推动力。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数据，1998年国务院多个部委就全国城镇集体企业进行了一次范围很广的清产核资，结果显示当时有32%企业存在产权归属争议。从1990年代末到新世纪，虽然很多企业完成管理层收购"MBO转制"，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当中，民企先后面对各种有色眼镜，股权结构当中的国资成分延续至今便成为企业和企业家传承的最大利益相关方。

二是民营企业产权确立过程股权结构简单粗放。

从80年代开始普遍存在的股权结构是“夫妻店”或“兄弟帮”。创始人与第一任配偶共同持股最为普遍。这种家庭成员直接持股的股权结构安排在那个时代有其天然的合理性。然而随着时代发展，简单粗放的股权结构一方面容易在产业转型与科技迭代的周期中，因为决策封闭与战略短视导致公司治理失效；另一方面，随着企业家年事渐长，传承危机、婚姻变故、代际冲突与公私债务混同等各种“自然人”民事行为风险，都给公司经营管理带来巨大不确定性。血缘能凝聚创业团队，却难以替代现代企业制度。借鉴欧美百年家族企业传承的成功经验，唯有将所有权“家族信托”化，实现企业股权所有权、管理权和受益权“三权分离”方能从根本上避免人亡故、家乱企业散的风险。

三是企业家人生中“丰富多彩”的感情与婚育风险。

当代社会早已不是“嫡庶有别”的封建时代，契约精神才是个人与企业立信立足之本，所有子女继承权平等也体现着现代法治精神。50后以后的几代企业家经历了中国最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周期，男女有别、“多子多福”的中国式传承文化对这一代人有根深蒂固的影响。企业家的婚育固然属于私德，不宜苛责也不应背负人设包袱，但婚姻与子女结构关乎着企业股权和家庭财富的继承与分割。简单粗放的股权安排遭遇丰富多彩的情感婚姻已经成为中国民营企业代际传承的最大风险。娃哈哈自宗庆后身故后发生的各种变故，正在揭示中国企业传承最私密也最脆弱的软肋——创业一代感情生活与治理架构的双重混沌。如果生前不能获得科学的认知，身后的家族与创业者本人都将不得不为认知局限而付出惨痛代价。

当前中国正处于私人财富积累高峰期——仅仅从资本市场来看，A股近5500家上市公司中民营上市公司近4000家。同时中国家庭持有的超300万亿市值的房产、超过160万亿的居民储蓄存款——这些巨量的存量财富在老龄化时代都面临着有序传承的时代课题。对普通人而言，朴素的愿望是将财富留给自己想爱的人，把财富传给自己值得爱的人并且在传承中实现家庭和谐有序。

对企业家而言，财富能否“长久”并“向善”，取决于两大转型：

一是从“个人英雄主义”到“制度主义”的转变。

若企业家仍陷于“谈传承重要，做起来不要”的惰性，其财富可能如娃哈哈般从民族品牌沦为血缘撕扯的战场。

二是从“家族控制”到“社会贡献”的升华。

欧美百年家族如洛克菲勒之所以基业长青，在于将家族信托与慈善基金会结合，使私有财富具备公共属性。

我们更应思考：财富传承不仅是家事，更是国事、天下事。每一个企业家家庭的传承可能都关乎成千上万个家庭的就业。有序的企业传承也是科技创新与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每一个普通家庭的和谐传承，也都在“家国同构”中增进社会和谐。唯有将财富纳入阳光下的制度笼子，才能让积累于改革开放时代的巨额财富，真正成为滋养未来的活水而非内耗的泥潭。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回顾历史，财富与人性都是不可考验的。十字军东征时期，远征贵族奔赴前线，便将家产托付给留守贵族，嘱托受托人照顾家乡的妻儿。如果妻子不忠、又无后嗣，这些财产便捐予神父——这就是信托制度和私人银行的早期雏形。远征贵族是信托委托人（Settlor or Grantor），留守贵族是信托受托人（Trustee），神父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信托的保护人（Protector /Supervisor/Enforcer）。需要注意的是，信托制度从一开始诞生就在于平凡处见传承，普惠了欧洲家庭的财富传承，也铸造了契约精神的法治基石。

今天的中国，财富传承并非少数企业家和高净值人群的“小众需求”，而是几代人在老龄化时代的必答题。

我们尤其要关注中国社会当下非常特殊的人口代际结构：50后与60后生育了70后、80后，与90后。50后与60后这两代人自身兄弟姐妹较多，但却经历了中国最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出现了大量的四位祖辈、一对夫妻、一个孩子的“421”家庭。

除了娃哈哈这样的“大户人家”，普通家庭的继承纠纷、婚姻风险近年来也在不断上升。这就要求各类机构和媒体宣传好、推广好财富传承与风险管理的理念与工具，推动信托制度、遗嘱和保险在老龄化时代的科学普及。

普通人更需以“制度冷峻”对抗“人性幽暗”，例如通过生前遗嘱、意定监护、家庭信托、指定保险受益人等方式，让财富成为代际温暖的载体而非撕裂亲情的利刃。

历史总在重演，因人性弱点亘古如新。财富传承的顶层治理需要金融为术、法治为本、文化为魂。然而一切的源头，有赖于财富拥有者的科学认知。

现代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使家族信托和专业家族办公室成为企业家及其家族传承的制度和机构依赖。中国本土家族信托历经了12年发展在曲折中前行，信托制度对于中国高净值人士和普通家庭的普惠也在逐渐深入：2018年官方文件首度定义家族信托并要求1000万元人民币的门槛；2020年《民法典》界定遗嘱信托；2023年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信托三分类”提出了门槛在100万元的“家庭信托”概念；2024年底到2025年，北京、上海、杭州、广州、厦门、天津、南京、苏州等地先后出台了不动产或股权信托登记试点——普通家庭的房产应用信托制度，进行风险隔离、定向传承的普惠空间进一步打开。

2025年也是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行业十周年：中国本土的家族办公室也在过去十年经历了从舶来品到本土化，从高端神秘到分化去魅的过程。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行业在初生的十年也开启了去伪存真、自律规范进程，涌现出了本土家族办公室“实干派”——他们的团队有清清楚楚的过去，也有明明白白的远方；他们的业务专注传承架构、引导“老钱风”的价值投资理念、引领财富向善。

真正的家族财富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多数因创业创富而崛起的“新钱”难免带着“浮财”的心态被各种奇葩收割。中国的家族客户与家族办公室需要共同成长。成为“老钱”的前提是要有合理的预期。家族传承是一件非常高级的事情，需要精心的规划、精密的执行。临时抱佛脚，碎片化、熵增式的决策必然带来草台班子的组合、一地鸡毛的败局。

面对“传宗”交班的时代难题，民营企业家们应该借鉴欧美百年家族淬炼的普遍经验，破除“半知半觉”的碎片化误区，形成科学传承的系统认知：将股权家族信托化、聘任独立家族办公室陪伴传承、与家族办公室一道设立传承制度——家族宪章“以法治家”。

这样一个财富与事业传承的顶层设计整体来看，就是以家族信托为中心，为财富贴上基因的标签；以家族宪章为依据，为财富注入爱与给予的灵魂，以家族办公室为支撑，为财富雇佣忠实可靠的守夜人。三位一体的长远规划既能够帮助企业家弘扬人性的善，也可以弥补人性的缺憾包括那些“奋不顾身的爱情”。

面对一代人的“芳华”已逝，“421”倒金字塔的家庭结构，普通人都应该作好“老有所安”的思想准备，多管齐下应对家庭财富传承集中性风险的准备：

每个人

倡导身份证与“遗嘱证”的“合二为一”，每个人都应该设立遗嘱——个人身份证与“遗嘱证”同样重要。

80后与90后

及早进行养老储备，充分应对“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危机。

50后到90后

都应该学习认知家庭信托和人寿保险对家庭传承风险转移和指定传承的基础作用，将家庭信托+人身保险作为财富传承的标配。

过去历史与今天的新闻已经一再证明：真正的家族传承，不在浪漫誓言，而在冷峻条款；信托不是爱的反面，而是对人性最深的慈悲。人无完人，业有圆缺；血缘可隐，制度永彰。唯有以阳光下的制度弥补人性的缺憾，方能在岁月长河中，让家业如华夏文明般“薪火相传，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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