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易！五年的坚持五年的追凶，沈阳老刑警们亲历的“3.8大案”

1995年9月11日早晨，有人发现一辆红色的“桑塔纳”轿车停在沈阳市皇姑区机动车交易市场一夜未走，出于好奇心就走近前去去查看，结果发现车内，躺着两具男尸，于是立即向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分局报警——

红色“桑塔纳”轿车

经勘查，车内的两名男子系被54式手枪近距离枪击头部直接毙命，车内有大量的喷溅状血迹以及脑组织，并在车内找到了三枚51式7.62毫米手枪子弹的弹壳和五枚弹头。根据遗留在车内的证件证明死者是来自辽中县的田晓光和田明宏；走访得知，田晓光和田明宏在9月10日驾驶着这辆挂着河南省临时牌照的红色桑塔纳轿车来到交易市场卖，在11时30分和一个买主敲定了交易，然后拉着买主钻进轿车开出市场去试车，此后直到案发前就再也没有人见到过他们。

1996年1月31日，沈阳市公安局于洪分局杨士派出所接到报案：杨士乡金沙村东头停着一辆车牌号为“辽A-03777”的红色“拉达”出租车，司机被枪杀，现场发现51式7.62毫米手枪子弹的弹壳和弹头各一枚，系54式手枪发射。

红色“拉达”轿车

1996年2月2日，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接到报案：两名歹徒开着一辆车牌号为“辽A-52461”的“大发”微型面包车冲进南五烟市开枪向人群射击，打伤数人，抢走一个烟贩子现金200元。警方出警后在现场找到54式手枪发射的51式7.62毫米手枪子弹弹头一枚，59式手枪发射的9毫米马卡洛夫手枪弹弹头和弹壳各三枚。两个小时后，“辽A-52461”牌号的“大发”微型面包车在距离南五烟市3公里处的路边被发现，司机被勒死在车内——

“大发”微型面包车

根据“9.10”、“1.31”和“2.2”三起案件的勘查结果，沈阳市公安局认为这三起案件系同一伙人所为，应并案侦查，但由于缺乏目击者，无人看清案犯的长相，所以案件毫无进展。

1996年3月8日8时30分，沈阳第一饲料厂的两位出纳员在保卫干部刘明忠的护卫下乘坐司机王峻驾驶的一辆白色“伏尔加”轿车到工商银行北三支行提取现金20.7万元用于发放工资。9时10分回到厂里停在厂办公楼前时，一辆车牌号为“辽A-G2592”红色的“拉达”出租车尾随入内，边走边调头。出纳员提着钱袋下车，保卫干事韩国喜出来迎接，就在此时，“拉达”出租车上下来两个头戴鸭舌帽，身着蓝大褂，捂着大口罩的男子，二话不说拔枪就射，韩国喜和王峻当场饮弹身亡，刘明忠中弹受伤，装着巨款的钱袋被两名歹徒抢去钻入出租车后逃之夭夭。

白色“伏尔加”轿车

警方在现场提取到54式手枪发生的51式7.62毫米手枪子弹弹头及弹壳各六枚。

一个小时后，“辽A-G2592”车牌的“拉达”出租车在铁西区应昌街二段居民楼前被发现，在车后备箱内有一具男尸，经辨认就是该出租车司机王建刚，死因系被绳索勒住颈部导致的机械性窒息。

短短半年时间内，沈阳市就接连发生了四起持枪杀人抢劫案，导致七人死亡、两人重伤，犯罪分子作案手段残忍，气焰嚣张，实属沈阳市自解放以来所罕见，对沈阳市的社会治安造成极大威胁，尤其是死亡的七人里面有三人是出租车司机，因此这几起案件在出租车司机群体中造成极大恐慌，很多出租车司机根本不敢出车，就算出车也要拉着一个人押车壮胆。

此案惊动了公安部、辽宁省委和省政府，时任公安部部长陶驷驹指示将该系列案列为全国重点案件，辽宁省政法委将该系列案列为“特号公案”，指示时任辽宁省政法委副书记的慕绥新（划重点、要考）会同辽宁省公安厅刑侦处共同督办，沈阳市公安局局长常绪武从沈阳市刑警支队、皇姑、于洪、和平、铁西四个分局的刑警大队抽调精干警力组成联合专案组，由自己亲任组长，由时任沈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于凌舜任副组长，投入到侦破工作中。常绪武局长还向辽宁省公安厅和省政法委立下了军令状：“不破‘3·8’串案，我辞职！”

专案组对“9.10”、“1.31”、“2.2”和“3.8”四起案件的作案时间、地点、手段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认为罪犯对沈阳市的地形路线非常熟悉，且作案时不露脸，较大可能是本地人或者是长期生活在沈阳、在沈阳有固定落脚点的人员作案（要是外地流窜犯作案时很少遮住脸）。此外，罪犯常以两人或者三人结伙作案，所以应该是一个四人以上的犯罪团伙，且该团伙整体年龄偏大，熟谙驾车技术，其中大部分或全部作案成员可能有较深的犯罪前科。

然而，联合专案组对沈阳全境的大规模排查，以及外派人员前往黑龙江、天津、广西、云南、新疆乃至俄罗斯的调查取证，然而忙活了八个多月，一点线索都没有，这伙犯罪分子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就好像从没有在这世上存在过一样。

因为长时间无法侦破此案，常绪武感觉无颜面对沈阳父老，于1997年1月调离沈阳，局长一职由分管刑侦的副局长杨加林接任，而杨加林留下的职务则由原刑警支队支队长于凌舜接任，刑警支队长则由原和平分局局长张保华接任，李凡接任支队政委。

正在商量3.8案情的杨加林（右一）、于凌舜（左二）和李凡（左一）

杨加林接任局长后，同时也接任“3.8大案”专案组组长，他认为常绪武局长制定的破案思路并没有错，只不过因为犯罪分子的长期静默而无法取得进展，毕竟3.8案被劫的20.7万元巨款足够这帮人挥霍一段时间，一旦赃款被挥霍殆尽，他们一定会再次作案。于是杨加林亲自动员，要求专案组全体成员克服松懈厌战情绪，做长期打算。

杨加林（右）

1997年10月16日，铁西家具城的一位业主被歹徒枪杀在家中，抢走1.3万元现金和一条金项链；

一个多月后的11月19日，又有一人在家中被枪杀，被抢走现金13.4万元；

经勘察，这两起案件的作案手法可以和“3.8”大案串并。

这对新官上任不到一年的杨加林来说简直就是“贴脸开大”，此时代表辽宁省政法委督办此案的省政法委副书记慕绥新已经兼任沈阳市委副书记和沈阳市市长，成了杨加林的直接领导后，慕绥新几乎每隔一两天都要给杨加林打一个电话询问案件进展，表示“3.8”大案如不尽快侦破，沈阳市的社会治安状况就得不到根本的改观，那就会直接影响到沈阳市的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到时候他慕绥新和他杨加林都将是沈阳人民的罪人。

慕绥新（穿蓝色上衣者）

然而，这伙罪犯之后就又陷入了“静默”，杨加林判断这14.7万元至少也够让这帮人挥霍一年，一声叹息之下，只能继续等待他们“结束冬眠”，虽然被动，但没有别的办法。

一年零十一个月后的1999年10月19日晚，家住和平大街的私企老板曹伦和朋友兼邻居张德敏驾驶一辆白色“本田雅阁2.0”轿车携带刚刚从银行里取回的132万元现金回家，曹伦将轿车停在大院里后提着装有100万现金的旅行包刚打开一单元一楼左门门时就被身后一人一枪击倒在地（经抢救脱离生命危险），100万元现金被抢；与此同时张德敏正从车后座拿起装着剩余32万元的时从后视镜看到有个持枪男子正从身后向自己逼近，顿时吓得撒腿往大院外跑，那人向张德敏开了一枪但没打中，歹徒也没在现场久留，立即骑上摩托车离开现场，整个事发过程不到一分钟。

白色“本田雅阁2.0”轿车

张德敏确定歹徒人数为三人，分乘两辆摩托车，而且他们都没有蒙脸——

现场提取到一枚由54式手枪射出的51式7.62毫米手枪子弹弹壳以及一枚59式手枪射出的9毫米马卡洛夫手枪子弹弹头，此外没有提取到别的有价值的物证。

从手法看，杨加林等人一直判断：“3.8”大案的罪犯又“动”了。

从“9.10”案开始至“10.19”案为止，“3.8”大案已经造成九人死亡、五人受伤，136万多元现金被抢，整个沈阳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沈阳市民对沈阳市公安局的质疑也达到了顶点。

沈阳市公安局

从案发现场勘查回来后，杨加林、于凌舜等领导召集专案组全体成员召开案情分析会，会上先检讨了之前的“大兵团作战”收效不大的原因，认为还是发动群众不充分所致，犯罪分子就生活在人群中间，只有充分发动人民群众帮助公安机关，才能让罪犯身陷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才能有助于将罪犯揪出来。

有鉴于此，杨加林局长决定利用新闻媒体向人民群众公布部分案情，并开通各级公安机关的举报电话，欢迎群众举报破案线索。

在获得慕绥新的批准后，沈阳电视台、广播电台从10月23日开始在播报“10.19”案的犯罪分子的体型、样貌以及乘坐的交通工具的特征，10月24日开始，各报刊、杂志上也都刊发了沈阳市公安局发出的“10.19”案的协查通报并公布了市局刑警支队的举报电话，为表决心和诚意，杨加林和于凌舜又将自己的手机电话号码也当做举报电话给公布了出去，换句话说，那个时候沈阳市民如果掌握了线索是可以直接给杨加林或者于凌舜的手机打电话的。

不久，杨加林就接到了一个好消息：“10.19”案有个目击证人——修车工人周某，他目击到了犯罪分子的样貌，杨加林在得知有这么个人后兴奋不已，称周某是专案组的“国宝”！并且吩咐将周某请到专案组，由自己和于凌舜亲自对他进行询问。

上两图：亲自对周某（穿浅灰色羽绒服者）进行询问的杨加林和于凌舜

周某说：10月19日16时左右，他在案发现场附近修车时看见有两个身穿崭新的蓝色工作服、头戴红色安全帽的男人在现场附近徘徊逗留，其中有一个看上去50多岁的男子他很眼熟，之前多次见过。但他以为是市政修理工，所以没有在意——

杨加林大喜，立即请上海铁路公安处的著名刑侦模拟画像专家张欣按照周某的描述绘制了那个50多岁男子的模拟画像并在10月25日通过媒体向全市公布。

张欣

模拟画像一公布，当天就有了回应——做合成板材生意的私营老板王某带着妻子在10月25日当天来到铁西分局兴华派出所，一进门就说那个模拟画像上的人他们见过！

原来，在1999年4月到5月期间，王某发现有一个50多岁的男人骑着一辆红色摩托车总在他的库房对面的肉摊子上买肉，买肉的时候总会向他的库房方向窥视。过几天后又有一个骑着蓝色摩托车的大个子来买肉，也总是向库房这里窥视。由于1997年10月16日被枪杀的那个铁西家具城业主是他的熟人，王某心中顿时警铃大作，担心这回罪犯是盯上他了，于是就吩咐家人和员工小心防范。

之后，王某的司机暗中记下了这两人所骑的摩托车车牌号——蓝色摩托车为“辽A-83977”，红色摩托车为“辽A-97649”。又过了几天，王某的妻子看到这两个人开着一辆红色“斯柯达”出租车驶过，她记下了出租车车牌号“辽A-E4729”。

红色“斯柯达”轿车

专案组在接到铁西分局的报告后立即顺着车牌号深入调查，很快查出了三辆车的车主：红色摩托车主曹某，蓝摩托车主刘某，“斯克达”出租车车主徐某。然而这三人都不是凶犯，同时了解到，曹某的摩托车实际上不是他买的，是他朋友马某借曹某的身份证办的牌照。

专案组找到马某核实，马某表示他是替专门倒卖摩托车的田某办事，而田某表示因为自己给人办过的摩托车车牌太多，他自己都不知道哪张是给哪个人办的，不过他提供了一条线索：办车牌的人大多是北陵乡“北陵摩托队”成员，并向警方提供了“北陵摩托队”全体成员的通讯录。

结果侦查员们在这本通讯录上发现红色两轮摩托车车主是居住在皇姑区昆山中路134号的汪家仁（时年54岁），而蓝色摩托车车主是家住于洪区兴凯乡大堡村的汪家礼（时年42岁），汪家仁的胞弟，其中汪家仁的样貌和张欣绘制分模拟画像极为相似。

张欣绘制的模拟画像和汪家仁的样貌对比

经调查，汪家兄弟没有正当经济来源，但出手阔绰，花钱如流水，之前兄弟俩都曾被当做重点排查对象，但因为没有证据而无法定性，如今可算是坐实了！

10月29日8时40分，汪家仁在自家楼下准备骑摩托车外出时被擒；9时整，汪家礼在自家被擒。经周某辨认，这两个就是10.19案的罪犯。

汪家仁就擒画面

随即杨加林和于凌舜迅速组织对他们的审讯工作，不过两人面对审讯，态度蛮横，拒不交代，汪家仁甚至狂妄地表示：“我根本就没想活着出去，不想说，也不想把别人扔进去。”

杨加林随即亲自走进汪家仁的审讯室，威严十足地对他说：“我告诉你，公安局抓你是有根据的，我就是公安局的一把手，今天能亲自参与审理你这起案子，那就是说我们掌握你的一部分犯罪事实。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你死罪注定躲不掉了，如果你能配合我们的工作，我能保证在你死之前得到优待，希望你明白！”

亲自审讯汪家仁的杨加林

汪家仁依然不信：“你怎么证明？”

杨加林将自己的工作证拍在汪家仁跟前，汪家仁看后这才信了，杨加林的大名他表示如雷贯耳，随后他叹口气，表示：“我交待，10月19日那起案子是我干的……”

汪家仁交代后，汪家礼也无法继续顽抗下去，在确定哥哥已经“撂了”后，汪家礼要了一根烟，几大口抽完后开始交代——

这个犯罪团伙一共有五个人组成，除了汪家仁、汪家礼兄弟外，还有家住铁西区贵和街的孙德邻（时年46岁）和孙德松（时年36岁）兄弟以及王文绪。

孙德林

1988年，曾经因抢劫罪被判刑八年的汪家仁出狱后先后在东陵区开肉食犬养殖场和承包鱼塘，但都因为经营不善而被迫盘了出去。为了搞快钱，汪家仁在1989年纠集停薪留职的沈阳果酒厂货车司机的胞弟汪家礼（曾因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沈阳南站货场力工孙德邻密谋抢劫。

汪家礼提议抢一台车撞一个带枪上下班的大东分局警察，然后抢夺警枪。几天后，汪家礼和孙德邻携带铁棒在抚顺市租了一辆黑色“伏尔加”轿车回沈阳，行至东陵区马官桥时将司机杀害，但因为轿车怎么也打不着火，两人只好弃车逃走，抢枪计划泡汤。

黑色“伏尔加”轿车

此后，汪家礼拉朋友王文绪入伙，孙德邻拉胞弟孙德松入伙，五人团伙正式形成。鉴于“冷兵器”不趁手，于是他们从吉林市买回四支双筒猎枪及若干子弹，开始持枪作案，在犯下数起抢劫案（其中最著名的是1994年的皇姑区6.28抢劫运钞车案，抢得29万元）后，由于分赃不均，王文绪在1994年夏被“开除”出团伙。

1995年，汪家仁和汪家礼南下广西，买回54式手枪和59式手枪各一支，子弹若干，随后他们四个人两两结对，使用手枪分别犯下了“9.10”、“1.31”、“2.2”、“3.8”案之后两对兄弟之间又产生了矛盾，汪氏兄弟“大干小干”都要干，而孙氏兄弟看不上“小的”，只想“干大的”，所以在“3.8”案后，两对兄弟分道扬镳。

54式手枪

59式手枪

在赃款挥霍完后，汪家仁和汪家礼又分别犯下了“10.16”、“11.19”案。

另一边，孙氏兄弟在1998年5月南下广西买枪，结果孙德邻因为买卖枪支罪被广西警方抓获，判刑五年并送至廖平劳改农场服刑，孙德松侥幸逃脱后逃回沈阳，为了搞钱搭救哥哥，孙德松又勾结汪氏兄弟经多次踩点后犯下了“10.19”案。作案后100万元赃款孙德松分得36万元，汪氏兄弟分得64万元。随后孙德松于10月25日赶往宾阳县准备“搭救”哥哥，而汪氏兄弟则把赃款和手枪藏在汪家礼的家中——

根据汪氏兄弟的交代，专案组在和平区南四马路起获了他们丢弃的“10.19”案作案用的两辆摩托车——一辆是车牌号为“辽J-95439”的红色“八达”牌100号摩托车，另一辆为无牌照的红色“长虹”牌摩托车。

10月29日下午，专案组通过辽宁省公安厅给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发出协查通报，南宁市公安局接报后立即派人去廖平劳改农场控制住了孙德林，孙德林面对审讯没有顽抗，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还供出孙德松的藏身地——滨阳县黎塘镇，还说孙德松准备花钱贿赂管教干部，将他“弄”出去。

10月30日中午，滨阳县公安局通过工作，在黎塘镇的一家旅店将孙德松擒获。孙氏兄弟于11月1日晚被押回沈阳。当天，外逃哈尔滨的王文绪被哈尔滨市公安局抓获，于11月3日被押回沈阳。

经审讯，五人交代他们在从1989年至1999年这十年内一共作案四十二起，杀死二十一人，杀伤二十四人，抢劫财物总价值超过300万元。

至此，折磨了沈阳警方五年之久的“3.8大案”终于告破。

沈阳报纸关于3.8大案的报导

1999年12月14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孙德林、孙德松、汪家礼、汪家仁和王文绪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2月29日，五人被执行枪决。

孙德林、孙德松、汪家仁、王文绪、汪家礼被枪决时在刑场的最后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