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谭政被关9年放出来，邓公：无大错，建议安排军委当顾问

消息很快传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桌上。邓小平只用铅笔写下一行：“无大错，建议安排军委当顾问。”随后，秘书拿着批件疾步走向中南海。几小时后，毛泽东在信纸旁画了一个圈，圈不大，却彻底改变了谭政此后余生的轨迹。

时间拨回到1966年夏天。那年谭政六十岁，正在福建省城忙于调研基层武装工作。运动骤起，他没来得及回京解释，直接被押往一处僻静院落。关押伊始，他以为只是例行“隔离审查”，然而日子一拖便是九年。曾有人问他原因，他总是耸耸肩：“真不知道。”

与外界隔绝的这些年，他每日抄毛选、背《共产党宣言》，偶尔自问一句：“是不是哪件事得罪了人？”心里始终没有答案。唯一能确定的，是身后沉甸甸的履历——井冈山时期担任毛泽东第一任秘书，三十年代与罗荣桓在红军政治工作中配合默契，解放战争中主持东北野战军政工，建国后在总政治部工作十余年。

有意思的是，许多旧人即便身处高位，也不敢公开提他的名字。直到1975年7月，毛泽东在庐山散步时忽然问旁人：“谭政现在何处？”看似随口一句，却让警卫、秘书迅速查档。档案柜上厚厚灰尘被掸落，才发现谭政仍在“待审”名单。

八月初，叶剑英先把信件交给邓小平。两位曾在四面山林共度险境的老战友心里都清楚：事情拖不得。邓小平批示落笔时语气平实，唯有“无大错”三字掷地有声。文件送至中南海，毛泽东手中粗红笔一转，圆圈定案。

九月上旬，北京军区第三招待所，谭政终于换下那身褪色的粗布中山装，重新穿上军装。乔希章敲门送来两套新的肩章，对方却笑着摆手：“将星肩章就免了吧，顾问嘛，轻装上阵。”短短一句，众人一时说不出话。

身体检查时，医生又发现那截长征时留下的木刺仍嵌在脚掌。有人提议手术，他摇头：“留着，当纪念品。”这一幕让年轻医护面面相觑，也让老战友红了眼眶。

谭政回军委后，首先要求阅读近十年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文件。短短半个月，他写出三万字笔记，抬头却标注：“仅供讨论，不作正式意见。”有人感慨：“九年禁锢没磨平锋芒。”也有人提醒：“顾问并非实权岗位。”谭政笑答：“正合适，能干多少算多少。”

不得不说，他的生活依旧简朴。中央警卫一度准备给他配吉普和专职司机，他坚持乘坐普通越野车。一次去东北视察，地方安排满桌山珍，他看一眼便皱眉：“还是鱼香肉丝吧，别让厨房浪费。”随行参谋偷偷记下菜单，上报后，军委发文强调厉行节约。

1977年秋，谭政蹒跚来到井冈山旧居。草屋早已修葺成纪念馆，他用拐杖点了点门槛：“那年毛委员说‘前委就咱俩’，转眼半个世纪。”陪同的年轻干部想搀扶，被他轻轻推开。返程路上，他说得最多的是两个字：“幸运。”

1980年4月，突发脑血栓，半身不遂。起初医生建议保守治疗，他硬撑着要求复健。每天清晨，病房里准时响起军号录音，他用仅能活动的左手夹住毛笔，练习写“责任”二字。护士忍不住问：“累不累？”老人微笑：“静坐不如涂鸦。”寥寥五字，就像当年写政工电文一样干脆。

1986年6月14日，徐向前的寿辰贺信送到病房：“您对革命的功绩，是永不磨灭的。”谭政把信放在枕边，良久不语。窗外槐树蝉声正盛，空气闷热，额头细汗却掺杂几滴泪水。护士侧过身去，没有出声。

1988年7月授勋仪式，他无法到场，由子女代领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临终前，他轻声嘱托：“把章子和木刺放一处。”11月6日下午2时55分，仪器上最后一条平线归于静寂。

骨灰安放八宝山当天，天气阴沉。老部下佟印把那截灰褐色木刺同勋章一并交给工作人员。棺盖合上，众人默立无言。有人想起多年前的那封信，不由低声复述：“无大错。”

三字批示，简短朴素，却给了老将军一个公正交代，也让后来者明白：在历史的长卷上，功与过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日复一日的实干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