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年，毛主席在京西宾馆接见在西藏工作的任荣少将：家里人还好吧

1968年初冬的北京，北风直灌京西宾馆宽阔的走廊。任荣少将站在队伍里，棉军大衣被风鼓起，掌心全是汗。毛主席走到他面前，微微侧头：“家里人还好吧？”短短一句，把任荣的心狠狠晃了一下。他挺直腰板回答：“都好，请主席放心。”声音不高，却把惦念悄悄压进喉咙里。

轮到下一位干部时，任荣已经退到侧面，脑中却闪过妻子黄琳躺在病榻上的模样。她高血压、心脏病一并缠身，而自己偏在西藏，一年难见几回面。想到这里，他下意识攥紧袖口，像是在给自己一记提醒：岗位不能离，可家也不能忘。

任荣1917年生于四川苍溪。那会儿川北雇农的日子，比蜷在屋檐下的狗还难。11岁，他捧着父亲东拼西凑的束脩进学堂，三年后因缴不起束修辍学。1933年春，他在红四方面军“扩红”时举手报名，成了一名宣传员。母亲送行前只说了一句：“娃，出去就别回头，拼条命出个人样。”

长征途中，他脚底被石头扎穿，化脓发黑。第二次翻达古雪山时，肚子抽痛得直不起腰。王新亭把自己的马让出来，一路扶着他下山。那匹马的鬃毛沾满雪浆，任荣却记了一辈子；后来提起王新亭，他总说：“那可是真把同志往死里疼的好领导。”

黄琳的遭遇更苦。8岁起两度被卖作童养媳，打骂成了家常便饭。红军进川，她逃出婆家，背一口行军锅走草地、翻雪岭。锅比人沉，她就把腰带抽下裹在肩头，硬生生把锅拖到宿营地。第三次过草地时，她差点陷进沼泽，是炊事班的姐妹合力把她拽上来。黄琳脸上满是泥，笑得倒像捡了宝：“活着就行。”

1936年冬天，两人因老战友罗烈宝介绍认识。任荣直说：“我官小，家里穷。”黄琳摆手：“我找的是人，不是官。”一句话拍平了所有波澜。1937年8月1日夜，他们用两毛钱瓜子糖果办了婚礼。战友调侃：“这可真是八一纪念，顺便结个婚。”众人一阵哄笑，山风卷走火烛，笑声却烙在记忆里。

婚后不到两月，任荣奉命守清涧黄河一线。黄琳把一双亲手纳的布鞋递给他：“穿着它，稳稳当当地去打胜仗。”任荣没狠心说别，只迅速转身。身后，黄琳抱着锅行李，站得笔直。

抗战期间，他在押送恶霸惠树怀途中遇袭，击毙逃跑者，硬是把俘虏完完整整送达绥德。二十多年后，这段经历被拍进电影《槐树庄》，孩子们看完问：“那里面是不是有爸爸？”黄琳笑着点头：“是个不小的角色呢。”屋子里笑声哗一下炸开。

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他胸口中弹，住进大虎山医院。黄琳带着孩子赶来，任荣苍白到几乎透明。女儿问：“爸爸痛吗？”他握住小手：“你们来了，就不痛了。”黄琳抹泪：“别说傻话。”

1950年，志愿军组建，他主动报名去朝鲜。丹东开进线的吉普里，他与一位年轻翻译闲聊，才知道对方是毛岸英。两个四川人一路方言不断，笑声飘出车窗。半个月后，得知毛岸英牺牲，他沉默许久，只低声说：“真硬气的娃娃。”

战停后，他被授少将。拿着证书回家，第一句话便是：“有你一半。”黄琳笑：“我可没打仗。”他摆手：“在家顶半边天，比打仗还难。”

1964年，他申请进藏。黄琳没拦，只轻声嘱咐：“路远，别忘了吃药。”同年8月21日，任荣接到调令，任西藏大军区副政委。一个月后，黄琳随中央代表团赴拉萨，一个月高原反应，血压飙到二百。回京后又查出心脏病，任荣只能利用开会间隙飞回探望，一待不过两三天。

于是便有了京西宾馆那一握。主席问得轻巧，任荣答得平静，胸口却滚烫。他没提黄琳的病，更没说自己的愧疚。干部列队散场，任荣快步往家赶，夜风刺骨，他扣紧军帽，生怕耽搁一分钟。

1975年秋，他在拉萨接到电话：黄琳患乳腺癌，需马上手术。工作脱不开身，他只能电报签字，托友人代办。同僚劝他赶回北京，他摇头：“这会儿西藏太多事。”电报发出那刻，他把额头抵在办公桌，沉默良久。

1976年春，他回京开会，直奔医院。黄琳躺在病床，消瘦得像蜡烛末。任荣眼圈猛地红了：“对不起。”黄琳伸手抚他袖子：“工作要紧，我不怪你。”

1980年，任荣离开高原，彻底退居二线。那年他63岁，洗好手做饭，陪黄琳散步、针灸、翻医书。街坊调侃：“老少将改行当保姆啦。”他只是笑：“欠账还得慢慢还。”

1987年10月23日，黄琳安静合上眼。任荣坐在床头，握着她的手到天亮。清晨，他把那双旧布鞋放进盒子，小心封好。几年前，鞋底已被他换过三次线，可鞋面仍是当年黄琳的针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