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初冬的北京,北风直灌京西宾馆宽阔的走廊。任荣少将站在队伍里,棉军大衣被风鼓起,掌心全是汗。毛主席走到他面前,微微侧头:“家里人还好吧?”短短一句,把任荣的心狠狠晃了一下。他挺直腰板回答:“都好,请主席放心。”声音不高,却把惦念悄悄压进喉咙里。
轮到下一位干部时,任荣已经退到侧面,脑中却闪过妻子黄琳躺在病榻上的模样。她高血压、心脏病一并缠身,而自己偏在西藏,一年难见几回面。想到这里,他下意识攥紧袖口,像是在给自己一记提醒:岗位不能离,可家也不能忘。
任荣1917年生于四川苍溪。那会儿川北雇农的日子,比蜷在屋檐下的狗还难。11岁,他捧着父亲东拼西凑的束脩进学堂,三年后因缴不起束修辍学。1933年春,他在红四方面军“扩红”时举手报名,成了一名宣传员。母亲送行前只说了一句:“娃,出去就别回头,拼条命出个人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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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途中,他脚底被石头扎穿,化脓发黑。第二次翻达古雪山时,肚子抽痛得直不起腰。王新亭把自己的马让出来,一路扶着他下山。那匹马的鬃毛沾满雪浆,任荣却记了一辈子;后来提起王新亭,他总说:“那可是真把同志往死里疼的好领导。”
黄琳的遭遇更苦。8岁起两度被卖作童养媳,打骂成了家常便饭。红军进川,她逃出婆家,背一口行军锅走草地、翻雪岭。锅比人沉,她就把腰带抽下裹在肩头,硬生生把锅拖到宿营地。第三次过草地时,她差点陷进沼泽,是炊事班的姐妹合力把她拽上来。黄琳脸上满是泥,笑得倒像捡了宝:“活着就行。”
1936年冬天,两人因老战友罗烈宝介绍认识。任荣直说:“我官小,家里穷。”黄琳摆手:“我找的是人,不是官。”一句话拍平了所有波澜。1937年8月1日夜,他们用两毛钱瓜子糖果办了婚礼。战友调侃:“这可真是八一纪念,顺便结个婚。”众人一阵哄笑,山风卷走火烛,笑声却烙在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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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不到两月,任荣奉命守清涧黄河一线。黄琳把一双亲手纳的布鞋递给他:“穿着它,稳稳当当地去打胜仗。”任荣没狠心说别,只迅速转身。身后,黄琳抱着锅行李,站得笔直。
抗战期间,他在押送恶霸惠树怀途中遇袭,击毙逃跑者,硬是把俘虏完完整整送达绥德。二十多年后,这段经历被拍进电影《槐树庄》,孩子们看完问:“那里面是不是有爸爸?”黄琳笑着点头:“是个不小的角色呢。”屋子里笑声哗一下炸开。
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他胸口中弹,住进大虎山医院。黄琳带着孩子赶来,任荣苍白到几乎透明。女儿问:“爸爸痛吗?”他握住小手:“你们来了,就不痛了。”黄琳抹泪:“别说傻话。”
1950年,志愿军组建,他主动报名去朝鲜。丹东开进线的吉普里,他与一位年轻翻译闲聊,才知道对方是毛岸英。两个四川人一路方言不断,笑声飘出车窗。半个月后,得知毛岸英牺牲,他沉默许久,只低声说:“真硬气的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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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停后,他被授少将。拿着证书回家,第一句话便是:“有你一半。”黄琳笑:“我可没打仗。”他摆手:“在家顶半边天,比打仗还难。”
1964年,他申请进藏。黄琳没拦,只轻声嘱咐:“路远,别忘了吃药。”同年8月21日,任荣接到调令,任西藏大军区副政委。一个月后,黄琳随中央代表团赴拉萨,一个月高原反应,血压飙到二百。回京后又查出心脏病,任荣只能利用开会间隙飞回探望,一待不过两三天。
于是便有了京西宾馆那一握。主席问得轻巧,任荣答得平静,胸口却滚烫。他没提黄琳的病,更没说自己的愧疚。干部列队散场,任荣快步往家赶,夜风刺骨,他扣紧军帽,生怕耽搁一分钟。
1975年秋,他在拉萨接到电话:黄琳患乳腺癌,需马上手术。工作脱不开身,他只能电报签字,托友人代办。同僚劝他赶回北京,他摇头:“这会儿西藏太多事。”电报发出那刻,他把额头抵在办公桌,沉默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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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春,他回京开会,直奔医院。黄琳躺在病床,消瘦得像蜡烛末。任荣眼圈猛地红了:“对不起。”黄琳伸手抚他袖子:“工作要紧,我不怪你。”
1980年,任荣离开高原,彻底退居二线。那年他63岁,洗好手做饭,陪黄琳散步、针灸、翻医书。街坊调侃:“老少将改行当保姆啦。”他只是笑:“欠账还得慢慢还。”
1987年10月23日,黄琳安静合上眼。任荣坐在床头,握着她的手到天亮。清晨,他把那双旧布鞋放进盒子,小心封好。几年前,鞋底已被他换过三次线,可鞋面仍是当年黄琳的针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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