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气爆棚的大唐诗人，36岁高中状元，85岁风光回乡

贺知章不是横空出世的天才，也不是少年得志的宠儿。

他走的路，弯、缓、窄，但一步没踏空。

他的履历放在整个唐代诗人群体里，几乎算得上“异类”——三十六岁才登第，八十五岁告老还乡，中间整整五十年在朝为官，一次贬谪都没有。

这件事本身就足够让人多看两眼。

要知道，同时代的王维曾因安史之乱牵连险遭清算，李白被“赐金放还”算体面，杜甫流离半生，最后病死在湘江孤舟上；刘禹锡、柳宗元这些永贞革新派骨干，一个被贬朗州近十年，一个死在柳州任上；白居易早年也因《新乐府》触怒权贵，外放江州司马……

偏偏贺知章，像一艘行在静水深流里的船，既不抢风头，也不触暗礁，稳稳当当漂了半个世纪。

他的起点，其实连“低开”都算不上，只能叫“寻常”。

越州永兴（今浙江杭州萧山）一个普通士族家庭，父亲名讳已不可考，母亲姓氏亦无明确记载，家世既非五姓七望，也非关陇勋贵，顶多算地方上有几亩田、几卷书的清白门户。

真正让他显出韧劲的，是科举路上的“断档期”。

他早年通过地方选拔，取得“乡贡进士”资格，具备了赴京应试的入场券。

但就在踌躇满志准备冲击更高功名时，朝廷突然暂停科举。

这件事，《唐会要》《登科记考》里有明确记载：武则天执政初期，为削弱关陇集团对选官渠道的垄断，曾两度中断常科考试，改由制举和荐举取士。

第一次停摆从光宅元年（684）延续到永昌元年（689），前后五年；第二次从载初元年（690）武周代唐起，直到证圣元年（695）恢复进士科，足足中断了六年。

贺知章正好卡在第二次停摆期间。

他没有选择去钻营制举的窄门——那些临时设置的科目，往往需要权贵提携，且录取人数极少；也没有接受地方推荐去做低级吏员——像县尉、主簿那样事务繁杂又难有晋升空间的职位。

他选择了最笨的办法：回乡，继续读。

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一遍遍啃，一字字嚼。

不是泛泛浏览，而是“精熟”，是能逐句背诵、能辨析义理、能在策论中引经据典、左右逢源的那种熟。

邻居的闲话，史书不会录，但按常理推断，一个三十多岁、功名无着的读书人，在乡里免不了被议论“蹉跎”“无望”。

他母亲的担忧，倒是在《贺知章传》里留了痕迹：“家贫，欲使就吏职”，意思是家里经济不宽裕，希望他先谋个差事养家。

他没听。

不是倔强，更像一种固执的等待——他相信，总有一天，那扇大门会重新打开。

机会真的来了。

证圣元年，武则天下诏恢复进士科考试。

此时贺知章三十六岁。

但他去了。

带着十几年积攒的学养，也带着一种近乎孤注一掷的平静。

那一年的策题已佚，但观其结果，贺知章的答卷显然击中了要害。

他被拔为状元，由武则天亲自“御笔亲点”。

这不是后人附会，两《唐书》均明确记载：“证圣初，擢进士超拔群类科第一”，“超拔群类”是武则天特设的优等名目，相当于状元中的状元。

更关键的是，他是浙江有史可证的第一位状元。

在他之前，越地虽出过虞世南、孔颖达这样的大儒，但都是以门荫或荐举起家，通过正规科举登顶者，贺知章是头一个。

这个“第一”，意义远超个人荣誉——它标志着江南士子正式挤进帝国核心人才梯队，科举这杆秤，开始真正向才学倾斜，而非仅看门第。

中状元后，授官国子四门博士。

这个职位听着体面，实则清冷。

博士是正七品下，负责讲授儒家经典，月俸仅六千钱，远低于同级地方官。

同期进士，有人一入仕即授县尉，有人得补校书郎，多少有点实权或升迁捷径。

贺知章却一头扎进书斋，一待就是十八年。

十八年未升迁，在唐代官场绝非正常现象。

唐代官员考核实行“四善二十七最”，每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合格者叙阶，优异者超迁。

像张九龄，二十六岁中进士，二十八岁任校书郎，三十二岁升左拾遗；张说二十三岁中进士，二十六岁入直史馆，三十岁已为凤阁舍人。

贺知章的“停滞”，不是能力问题——他后来升迁极快，足见才干；也不是政治站队失误——他历经武周、中宗、睿宗、玄宗四朝，始终平稳；更像是他主动选择了“不冒进”。

他教书，不是敷衍了事。

这种“不争”，不是躺平，是清醒的蓄势。

他看透了：在权力核心未形成之前，贸然站队，风险远大于收益。

转机出现在先天二年（713），玄宗铲除太平公主集团，真正亲政，开始大规模启用新人。

贺知章的表弟陆象先，因在政变中立场坚定，升任宰相。

陆象先向玄宗举荐了这位沉寂多年的兄长。

注意，史书说的是“荐之”，不是“力荐”“泣荐”，措辞克制，可见推荐分寸拿捏极准——既尽了亲谊，又不显私心。

玄宗召见了贺知章。

此时他五十四岁，须发已白，但谈吐清朗，应对得体。

皇帝当场授他太常博士，从七品下跃至从五品上，连跳四级。

紧接着，迁礼部员外郎、司封员外郎，再转太子洗马——这个职位虽仍从五品下，却是东宫近臣，政治含金量陡增。

开元十三年（725），升任礼部侍郎，正四品下；同年，玄宗封禅泰山，贺知章以礼官身份随行，参与制定仪注，这是极高的信任。

六十六岁那年，他被任命为太子宾客，正三品，成为太子李亨（即后来的肃宗）的辅佐重臣。

太子宾客不是虚衔。

贺知章在任上做了两件实事：一是主持修订《开元礼》中与东宫相关的部分；二是为太子讲授《孝经》《论语》，并编纂《东宫要录》——这本书后来散佚，但《唐会要》提到它“采群书要义，以备储贰观览”，说明是经世致用的教材。

七十九岁，他加授秘书监，仍兼太子宾客，银青光禄大夫衔。

从此朝野称他“贺监”，这个称呼里，有敬重，也有亲近。

没有一步是靠投机，没有一阶是凭钻营，全是实打实的资历与口碑堆出来的。

为什么他能躲过所有政治风暴？核心就一点：不结党。

唐代中前期，政争惨烈。

神龙政变、景龙政变、唐隆政变、先天政变……每一次都血流成河。

韦后集团、太平公主党、张说与张嘉贞之争、李林甫与李适之争……贺知章身处漩涡边缘，却始终未被卷入。

他与张说交好，但张说罢相时，他未受牵连；他举荐过李邕，李邕后来被李林甫构陷致死，他亦安然无恙；就连权倾朝野的李林甫，也对他礼敬有加——《明皇杂录》载，李林甫修《唐六典》，专程请贺知章“覆审礼制篇章”。

他的处事法则，可概括为三条：第一，守本分。

在什么位置，就干什么事。

教书就好好教书，做礼官就精研仪注，任秘书监就厘清典籍。

不越位议政，不越职建言。

第二，重交谊，轻利益。

他交友极广，上至宰相，下至布衣，从不以官位高低论亲疏。

李白初到长安，默默无闻，他主动拜访；草书僧人怀素游京，他欣然题跋；连市井酒徒，也能与他同醉。

但这些交往，止于诗酒唱和、学问切磋，从不涉及利益输送或政治密谋。

第三，知进退。

该说话时说话，该沉默时沉默。

开元后期，玄宗渐怠政事，李林甫专权，贺知章明显减少了公开议政。

史载他“每值朝会，多托病不预”，不是真病，是主动疏离权力中心。

这种“退”，不是消极，是高级的自我保护。

现存诗仅十九首，全收在《全唐诗》卷一一二，但首首可诵。

《咏柳》的妙，在“碧玉”与“绿丝绦”的意象嫁接——把早春新柳比作妆成的碧玉美人，又把万千柳条喻为垂落的丝带，最后“二月春风似剪刀”一收，既写出风的力度，又赋予自然以匠心，整首诗像一幅工笔与写意交融的绢本小品。

《回乡偶书二首》更见功力。

第一首“少小离家老大回……”写形貌之变与乡音之恒的张力；第二首“离别家乡岁月多……”则聚焦物是人非：门前镜湖水波依旧，但当年折柳送别的故人，早已“半死生”。

没有嚎啕，没有感慨，就用“儿童笑问”一个细节，把五十年时光的重量压进读者心里。

这种克制的抒情，比直抒胸臆更有力。

他的狂，是真狂，不是装的。

杜甫《饮中八仙歌》把他排第一：“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这绝非夸张。

《本事诗》记，他醉后常“解金龟换酒”，金龟是三品以上官员的佩饰，相当于把官阶符号当场典当换酒喝。

这种行为，在等级森严的唐代，近乎“失仪”，但没人弹劾他——因为大家知道，贺监的狂，只对酒，不对人；只伤己，不伤政。

李白四十二岁入长安，献《大猎赋》《大鹏赋》，声名未显。

贺知章已八十三岁，位至秘书监，却主动约见这位后生。

李白呈上《蜀道难》，贺知章读至“噫吁嚱，危乎高哉”已面露惊色，至“黄鹤之飞尚不得过”更拍案，读完全篇，脱口而出“谪仙人”。

他当场解下金龟换酒，与李白痛饮。

此事见于李阳冰《草堂集序》、孟棨《本事诗》，绝非野史杜撰。

通过贺知章引荐，李白得以见玉真公主（玄宗妹）、张垍（玄宗女婿），最终被召入翰林院供奉。

没有贺知章这一推，李白可能终老江湖。

而贺知章对李白的欣赏，纯粹基于诗才，无关功利——此时他自己已近致仕之年，提携后进，全无私心。

他的书法，是盛唐气象的另一种表达。

擅草书，尤精狂草，风格“纵笔如飞，若骤雨旋风”，与张旭并称“贺张”。

现存唯一真迹是草书《孝经》卷（现藏日本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通篇二千余字，一气呵成，无一处滞涩。

笔画连绵如藤蔓缠绕，字势欹侧似醉汉踉跄，但细看每个单字，结构依然严谨，法度森然。

宋代《宣和书谱》评：“每兴发，落笔如云烟，然点画波磔，未尝失尺寸。”

意思是，再狂放的挥洒，骨子里仍是楷法根基。

李白写诗赞他：“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

把贺知章比作王羲之，固然是恭维，但也说明时人公认其书艺已达晋人境界。

天宝三年（744），他做了一件震动朝野的事：上疏请致仕。

此时他八十五岁，官居正三品，太子宾客兼秘书监，是玄宗最信任的老臣之一。

唐代官员法定致仕年龄是七十，特许者可延至七十五，八十五岁还在任的，凤毛麟角。

他申请退休，不是装样子，是真退。

玄宗的反应极为罕见。

他不仅批准，还亲自设宴饯行——地点在长安东郊长乐坡，规格是“百官祖饯”，皇太子以下悉数到场。

这在唐代绝无仅有。

更破例的是，玄宗下诏：将贺知章在长安的宅邸改建为道观，赐名“千秋观”；又敕令越州地方官，将镜湖剡溪（今绍兴鉴湖）一曲之地赐予他作养老别业。

千秋观之名，取自玄宗生日“千秋节”，等于把皇帝的吉日封给了臣子；镜湖赐地，则是实打实的经济保障——湖产鱼菱，足以供养一家。

他回到越州，地方官不敢怠慢，按圣旨修葺千秋观。

五十年宦海浮沉，一朝归隐，他没写“久在樊笼里”的愤懑，也没发“终返自然”的宣言，只平静写下《回乡偶书》。

诗中那个被孩童当作陌生客的老人，不是悲情主角，倒像一个温和的观察者，在时光的错位里，静静打量故乡的变迁。

他在千秋观住了不到一年。

天宝三载冬，病逝，享年八十六岁。

死前无特别记载，大概率是自然老去。

肃宗即位后，追赠礼部尚书——这是正三品升从二品的追荣，规格极高，足见朝廷对其一生功业的认定。

这四个字，比任何颂词都更有力——它证明，那个八十五岁执意归乡的老头，最终真的回到了他出发的地方。

回看贺知章这一生，最醒目的不是“状元”头衔，不是“贺监”尊称，而是贯穿始终的“节奏感”。

他不赶时间。

别人二十岁登第，他三十六岁才起步；别人十年升五阶，他十八年守一职；别人五十岁已致仕，他七十岁还在升迁。

这种“慢”，不是能力不足，是拒绝被时代的急流裹挟。

他清楚：科举会暂停，但学问不会贬值；职位会停滞，但声望不会清零；权势会更迭，但人格不会破产。

他的幸运，表面看是“未遭贬谪”，深层看是“未被需要贬谪”。

唐代贬官，要么因政见不合（如韩愈谏佛骨），要么因党争牵连（如刘禹锡），要么因言辞犯忌（如白居易讽喻诗）。

贺知章既无激烈政见，又不攀附党派，更不写尖锐讽喻——他的诗，咏柳、回乡、送别，全是私人情感的真诚流露，不涉时政，不刺权贵。

他像一株长在官道旁的柳树，春来抽新芽，秋至褪旧叶，风雨来了弯一弯腰，风停了又挺直身子，从不试图阻挡车马，也不妄想成为栋梁。

他的书法也印证这一点。

狂草讲究“势”，张旭靠癫狂造势，怀素靠苦修蓄势，贺知章靠的是什么？是酒兴，是诗情，是五十年宦海沉淀下来的从容底气。

他的字，飞白处见空灵，顿挫处显筋骨，通篇没有一处是“硬拗”出来的——就像他的人生，所有转折都显得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八十五岁还能与李白对饮论诗，靠的不是酒量，是心气。

李白写“狂客归舟逸兴多”，一个“逸”字点透本质：他的狂，是精神的逸出常规，不是行为的失控。

在等级森严的宫廷里，能保持这种“逸”，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与极强的自我定力。

他死后，李白写了《对酒忆贺监》二首，其中一句“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没有“痛失良师”的套路，只有老友逝去后，某个黄昏独酌时突然涌上的鼻酸。

这种私人化的情感，比官方追赠更有温度。

贺知章的奇迹，不在于他做到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而在于他守住了一条底线：做官，但不让官位定义自己；写诗，但不靠诗歌换取功名；交友，但不因情谊卷入纷争。

他像一个高明的平衡术大师，在仕与隐、狂与谨、进与退之间，走出了一条几乎无人复制的窄径。

这条窄径的尽头，是千秋观里一泓镜湖水，映着白发老人临窗挥毫的身影。

墨迹未干，风从湖上吹来，纸角微微掀起——他伸手压住，继续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