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纪东任周总理秘书，在8年时间里，总理只向他提了一个要求

1976年1月8日清晨，北京长安街还挂着微微的雾气，西花厅却已是一片沉默。两小时前，周恩来走完了他74年的生命旅程，守在病房外的年轻人捂着嘴，眼泪止不住往下掉。这个身材削瘦的警卫员便是纪东——那位最后陪在总理身边整整八年的秘书。

人群散去后，纪东独自站在病房门口，脑子里反复跳出的却是1968年盛夏的画面。那年他25岁，在中央警卫团学习班作汇报，本想着把笔记念完就行，没料到政委杨德中突然一句：“小纪，愿不愿意去西花厅？”语气平常，却像一记闷雷砸在他心口。他猛地立正，大声回答：“愿意！”当晚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盘着两个字——“秘书”。

1968年9月，纪东第一次迈进西花厅。弄堂里桂花刚开，空气带着甜味。他穿着笔挺军装，一路跟着老秘书高振普熟悉路线。走到“不染亭”时，远远见一位头发花白、身着布衣的长者微笑等候，高振普悄声提醒：“邓大姐。”纪东本能地加快步子，军帽还未扶正，邓颖超已先伸手：“欢迎你，解放军同志。”一句平常问候，却让新来的年轻人瞬间放松——西花厅不是冷冰冰的衙门。

随后三天，他被安排把几大抽屉的电报按时间、紧急程度全部重排。粗看不难，真正干起来才知门道多。从字体、密级到签批走向，没有一条可以出错。年轻气盛，他硬是通宵两晚做完。孙岳支起老花镜，颔首一句：“还行。”就是这两个字，令纪东觉着值。

对外他仍叫“纪相才”。可“气象台”的谐音总闹出误会：国务院来电、对方连连道歉“拨错号”，让他哭笑不得。改名的念头就此萌生。邓颖超听完他的烦恼，轻摇蒲扇：“纪明？”“纪东？”最后拍板的其实是他自己——东边日出，寓意朝气。名字悄悄写进文件，没料到第二天就被总理发现。

那天夜里快九点，周恩来批完外事材料，招手：“小纪，进来一下。”灯光偏暗，烟灰缸里躺着半截烟。总理开门见山：“改名这事，为何不先打招呼？”语气并不重，像长者提醒顽皮孩子。纪东忙解释原因。周恩来笑了两声，却忽然压低声音：“名字无大事，可手续要合规。还有——以后文件上、电话里，都别再出现差错，保密最紧要。”这句话成了后来八年中总理唯一一次“要求”。

1972年5月，体检报告摆在医师手里——膀胱癌。消息极少人知。那段时间，纪东常在凌晨两三点听到总理轻轻咳嗽，却依旧起身批示。一天清晨，他忍不住劝一句：“首长，歇一歇吧？”周恩来摆手：“干完这批文件，再睡也不迟。”短短十二字，却透出他深深的责任感。

病情加剧后，总理偶尔需要人搀扶。外事活动却一场不落，文件照批。一次会见外宾结束，总理腿软，手抓住纪东的臂膀才站稳。“孩子，别扶太紧，镜头在拍。”他小声提醒，还保持着微笑。那一刻纪东心里发酸，却只能装作若无其事。因为周恩来从不愿在公众面前显露半点病态。

1974年6月，总理住进305医院。病榻前，纪东第一次听到他提“累”字：“人老了，也该歇口气。”这句自嘲让年轻秘书心里像堵了块石头。他小声说：“大家都盼您早点好起来。”周恩来只是点点头，目光转向窗外，仿佛在计算还有多少事情没交代完。

1975年底，全国工作仍需指示，病床成了临时办公桌。纪东手捧文件、口述要点，周恩来虚弱答复，每隔十分钟便停下来喘气。文件批完，他合上钢笔，望着纪东，声音极轻：“记住，机密要守到最后一息。”那晚回到宿舍，年轻人枕头全湿，心却异常清醒——这就是八年前那句嘱托的延续。

1月8日凌晨，305医院的走廊灯光昏黄。周恩来生命体征突然下降，医护抢救无果。纪东赶到时，长者已合上眼睛。护士递来写满药物记录的本子，他愣愣接过，却一句话也读不下去。脑中只有一句回响：不该说的，绝不说。现在，总理已经放了手，他得继续把这条原则守下去。

八年的日与夜，浓缩成一句“注意保密”的叮嘱。旁人听来平常，参与者却懂其中分量。总理的世界很大，家国天下；纪东的世界很小，西花厅里一盏灯。灯灭了，规矩还在。那条看似简单的要求，也成为一名秘书一辈子的行事底线。